实业载道，智联官绅——张謇与张之洞交往中的家国担当

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浪潮中，张謇与张之洞的交往，绝非普通士绅与封疆大吏的应酬，而是一场以“救亡图存”为核心、以“实业兴邦”为路径的务实合作。张之洞以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之尊，手握政治资源与政策话语权；张謇以状元之身弃官从商，怀揣“实业救国”的赤诚与经世致用的智慧。两人跨越身份与阶层的协作，既推动了东南地区实业、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近代化，更折射出张謇如何以智慧撬动官方资源，将个人抱负融入家国福祉的深层逻辑，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官绅协作”“实业兴邦”的珍贵启示。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重创。此时的张謇，虽已高中状元，却目睹朝政腐败、民生凋敝，毅然放弃仕途，立志以实业与教育“替国家存元气，为民生留命脉”；而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后期领袖，早已在湖北创办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深知“练兵、制器、育才”乃自强之本。两人的初识与合作，恰是在“救亡”的共同目标下展开，为后续深度协作筑牢了信任根基。

1895年，张之洞亟需一份系统的自强主张呈递朝廷，以推动战后改革。他听闻张謇学识渊博、洞悉时弊，遂邀其代拟《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不负所托，在疏中痛陈甲午战败之因，提出“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预备巡幸、变通科举、造就将才、筹款项”八项主张，字字切中时弊。这份奏疏不仅成为张之洞推动新政的重要蓝本，更让他看到张謇“不尚空谈、专务实事”的特质——相较于朝堂上夸夸其谈的官员，张謇的主张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可落地的细节，恰是他推行地方治理所需的“实干型人才”。张之洞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评价：“季直（张謇字）之疏，非寻常书生之论，其言商务、工政，皆有切于东南民生，此人可当大事。”

同年，甲午战火逼近东南沿海，张之洞以两江总督之职奏请朝廷，任命张謇“总办通海团练”，负责南通、海门一带的防务。彼时的团练多为地方士绅自发组织，既无正规军的装备，也无统一指挥，不少人劝张謇“此举徒劳，恐难御敌”。但张謇深知，张之洞此举不仅是为防务，更是对他的信任——让他以士绅身份统筹地方力量，既可避免官方直接介入的抵触，又能快速调动民间资源。他虽明知“团练非御侮根本”，却仍接下重任，迅速制定《通海团练章程》，提出“募练本地壮丁、配以土枪、分区设防”的方案，在南通、海门设12个团练局，短短数月招募丁勇1200余人。他亲自巡查各局，督导训练，甚至自掏腰包补充粮饷。后来《马关条约》签订，团练虽被迫遣散，但张謇在处置后事时“条理清晰，既不糜费公帑，又不失地方体面”，将剩余枪械、粮饷全数移交官府，无一私吞。张之洞得知后，对其愈发赏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张謇办理通海团练，实心任事，廉洁奉公，实为东南士绅之表率。”

这段初期合作，张謇展现的不仅是“遵令行事”的顺从，更是“务实担当”的智慧——他不盲目迎合张之洞的指令，而是在有限条件下最大化发挥地方士绅的作用，既完成了官方交付的防务任务，又维护了地方秩序与民生稳定。这种“不越权、不推诿、重实效”的态度，让张之洞彻底放下对士绅“空谈误事”的顾虑，为后续将实业重任托付于他埋下伏笔。

甲午战后，“实业救国”成为朝野共识，但民间资本薄弱、官方资源分散，如何将“官”的权力与“商”的活力结合，成为近代实业发展的关键难题。张謇与张之洞在大生纱厂、通州大达小轮公司上的合作，恰恰破解了这一难题——张謇以“绅领商办”的模式，巧妙借助张之洞的官方资源，既规避了官僚对实业的过度干预，又为企业争取到启动资金、政策许可与市场保护，堪称近代“官商协作”的典范。

1896年初，张之洞因调任湖广总督，需将此前在上海搁置的40800锭纺纱机（原计划用于湖北织布局）另作安排。他首先想到张謇——这位在通海团练中展现出实干能力的士绅，既有推动实业的志向，又熟悉南通当地的棉纺资源（南通为产棉区，原料充足）。于是，张之洞奏派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提出将这批官机“作价入股”，支持其在南通创办纱厂。这对张謇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他虽有办厂之志，却苦于无启动资金与核心设备，而张之洞的官机入股，恰好解决了最关键的难题。

但合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按照最初约定，官机作价50万两，张謇需募集50万两商股，组成100万两的资本，采取“官商合办”模式。然而，彼时民间对“官商合办”多有疑虑——担心官方干预经营、侵吞利润，商股募集极为困难，半年仅募得20余万两。眼看办厂计划将夭折，张謇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主动赴南京拜见张之洞，坦诚陈述困境，并提出“官机对分”的解决方案：将40800锭官机一分为二，他领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剩余部分由盛宣怀接手；同时，将“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官股不参与经营决策，仅按年取8%的“官利”，盈亏由商股承担。这一方案既减轻了张謇的募股压力，又保障了官方的投资回报，更重要的是，为企业争取到了经营自主权——张謇深知，实业要发展，必须摆脱官僚的掣肘，“绅领商办”既能借助官股的“信用背书”，又能让商股放心投入。

张之洞对这一方案深表认同，不仅立即批准，还亲自协调盛宣怀接手剩余官机，避免了资源浪费。张謇在《大生纱厂初创时的回忆》中，曾感慨道：“南皮（张之洞）既以机予我，复恐商股难集，为我谋与盛杏荪（盛宣怀）分机，此固南皮之苦心也。”1899年，大生纱厂正式投产，首年便因“原料足、成本低、销路广”盈利5万两，次年即全额兑付官利。此后，大生纱厂不断扩张，成为南通实业的支柱，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张謇对官方资源的“巧借”——他不贪求“全额官助”，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作模式，既尊重张之洞的官方立场，又坚守实业发展的规律，最终实现了“官得其利、商得其便、民得其益”的共赢。

如果说大生纱厂的合作是“借设备”，那么通州大达小轮公司的创办，则是张謇“借政策”的又一智慧体现。1903年，张謇看到南通内河航运被外商垄断，“货物流通不畅，商民多受盘剥”，遂立志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航运公司。但当他向官府申请运营许可时，盐运使却以“小轮行驶将影响盐船航运”为由百般阻挠——盐运是朝廷重要税源，盐运使的反对，让办公司的计划陷入僵局。

此时，张謇再次想到张之洞。他没有直接请求张之洞“压服”盐运使，而是致函详细阐述创办航运公司的意义：“通海之利，久为外商所夺，今我商自办小轮，实乃保民利、固商本之举——小轮既通，棉农之棉可速运上海，纱厂之纱可速销内地，于盐运无损，于民生有益。”他还附上了小轮航线规划，证明其不会与盐船航道冲突。张之洞看后，深知张謇此举不仅是为实业，更是为“夺回利权、惠及民生”，当即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表示：“通州小轮公司系实业要举，应准其行驶内河，盐运衙门不得无故阻挠。”在张之洞的政策护航下，通州大达小轮公司最终获许运营，首年便开通南通至上海航线，运费较外商降低三成，商民纷纷点赞。张謇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无南皮之支持，小轮公司难成——官之权，当为民生用，而非为私利阻，此乃南皮之明也。”

在与张之洞的实业合作中，张謇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借官力而不被官制，用官资源而不损民利。”他既不刻意疏远官方，也不盲目依附权贵，而是以“实业兴邦”的共同目标为纽带，用“务实、灵活、坦诚”的态度，将官方资源转化为推动实业发展的动力，最终实现了“个人抱负”与“家国需求”的同频共振。

张謇与张之洞的交往，从未局限于“办实业”的浅层合作，而是延伸至地方治理、国家政策的深层参与。无论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还是清末新政中的献策，张謇都展现出超越普通士绅的格局——他不仅是实业家，更是“地方治理的参与者”，懂得如何将个人智慧融入国家大局，在维护东南稳定、推动制度改革中，实现“为民生谋福祉”的初心。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乱迅速向华北蔓延，东南地区人心惶惶。彼时的南通，大生纱厂刚投产不久，若东南陷入战乱，不仅实业将毁于一旦，数百万百姓也将流离失所。张謇深知，“保东南”就是“保实业、保民生”，而要保东南，必须借助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力量，推动“东南互保”——与各国领事约定，东南各省保持中立，保护洋商教士，各国则不派兵入侵东南。

但“东南互保”在当时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朝廷已向各国宣战，地方督抚若与外国定约，无异于“抗旨”。张謇没有退缩，他主动赴南京，先与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密谈，提出“东南各省联合，拒义和团入东南，保商民、护洋侨”的主张，随后又亲赴苏州说服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与张之洞会面时，张謇坦诚进言：“若东南再有战乱，数十年实业积累将毁于一旦，此非朝廷之福，亦非百姓之福。今日之‘互保’，非为避战，实为保民——待大局平定，再向朝廷请罪，亦无不可。”

张之洞本就对“宣战”持反对态度，深知东南稳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张謇的话恰好坚定了他的决心。随后，张之洞牵头与各国领事谈判，1900年6月26日，《东南保护约款》正式签订，约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切实保护；各国兵舰不得驶入长江上下游”。在这场危机中，张謇扮演了“联络枢纽”的角色——他连接士绅、商界与官府，传递民间诉求，协调各方立场；而张之洞则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承担“官方主导”的责任，为“互保”提供政治背书。两人的分工协作，让东南地区得以避开战乱，大生纱厂继续生产，商民安居乐业。张之洞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解释此举：“为保东南疆土，免生灵涂炭，暂与各国定约，实乃权宜之计，待大局平定，再行议改。”而这“权宜之计”的背后，正是张謇与张之洞“以民为本、以大局为重”的担当。

清末新政期间，张謇与张之洞的合作进一步升级为“政策层面的协同”。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新政上谕”，要求各省督抚“筹议变法”。张之洞作为新政的核心推动者，亟需一份系统的改革方案，而张謇此时已在南通创办实业、学堂，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遂撰写《变法平议》，提出“设议院、改官制、兴教育、振实业”四大改革方向，其中“实业与教育相表里”的观点，尤为张之洞认可。

张謇在《变法平议》中指出：“欲兴实业，必先育才——无学堂则无人才，无人才则实业难兴；欲办教育，必先兴实业——无实业则无经费，无经费则教育难久。”这一观点切中了新政的要害——此前洋务运动多注重“制器”，却忽视“育才”与“实业”的结合，导致改革后劲不足。张之洞看到后，对其极为赞赏，在与张謇的会面中称：“君之《变法平议》，多切中时弊，吾当采其要者入奏。”随后，张之洞在1903年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时，特意加入“实业学堂”章节，规定“各州县应设初等实业学堂，培养农、工、商实用人才”，并在湖北、江苏等地创办多所实业学堂，其中不少借鉴了张謇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堂、农学堂的经验。

张謇则借助张之洞的政策支持，在南通进一步推广“实业+教育”模式——以大生纱厂的利润资助学堂，以学堂培养的人才充实实业，形成“实业养教育、教育促实业”的良性循环。这种“理论出张謇，实践推张之洞”的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清末新政的落地，更为中国近代教育与实业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南皮采吾之议，行于天下，此非吾之幸，乃国家之幸——实业与教育，本为一体，缺一不可。”

张謇与张之洞的交往，跨越十余年，从代拟奏疏到创办实业，从东南互保到新政献策，两人虽身份不同、立场有别，却始终以“救亡图存、为民谋利”为核心，形成了“官绅协作”的典范。而在这段交往中，张謇所展现的智慧与担当，更值得后世深思与学习。

他懂得“借势而为”，却不“趋炎附势”——借助张之洞的官方资源，是为了推动实业、惠及民生，而非谋取个人私利；他坚持“务实灵活”，却不“妥协退让”——在官机入股、小轮公司创办中，调整合作模式是为了适应现实，而非放弃实业发展的规律；他注重“个人抱负”，更看重“家国大局”——无论是办厂还是参与互保，始终将“国家利益、民生福祉”放在首位，而非局限于南通一地的得失。

在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张謇以士绅之身，却活出了超越士绅的格局——他不空谈“义理”，而是以实业为笔、以民生为纸，书写“家国担当”；他不排斥官方力量，而是以智慧为桥、以坦诚为基，搭建“官绅协作”的平台。这种“不卑不亢、务实创新、胸怀家国”的精神，不仅让他在与张之洞的交往中赢得尊重，更让他成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标杆。

如今，百年已过，张謇与张之洞的交往早已成为历史，但他们所践行的“官民协作、实业兴邦、以民为本”的理念，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像张謇这样的人——既有“家国情怀”的初心，又有“务实创新”的智慧，既能整合资源、协同各方，又能坚守底线、惠及民生，唯有如此，才能在时代浪潮中，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吴声和系南通市委党史办原主任，江苏省张謇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