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玉：百年企业史料如何“复活”近代中国商业基因？

在经济史研究的广阔领域中，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历程始终是备受瞩目的关键议题。它们不仅是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有力见证者，更是理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中国近代企业史资料汇编》恰似一座桥梁，连接起历史的过往与当下的研究。

我们特别邀请该书主编、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教授李玉分享《中国近代企业史资料汇编》的编纂历程、背后的故事以及这部汇编对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通过访谈，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脉络，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探讨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独家对话李玉：

百年企业史料

如何“复活”近代中国商业基因？

藏书报：作为主编，您最初发起这一大型文献整理工程的契机是什么？

李玉：中国近代企业走过百年历史，积淀了丰厚的历史底蕴，对其进行发掘整理，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而且能为当下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特别是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某些历史咨询。在中国企业史资料整理方面，学术界已做了大量工作，产出不少成果，本丛书的编纂也是想进一步丰富中国近代企业史资料库，推动这一学科建设。

藏书报：50册的体量在同类出版物中算比较大的，您如何定位这套资料汇编的独特性？与同类资料集（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相比，它的核心突破点是什么？  

李玉：50册的规模虽已不算小，相对于应收录的资料而言，也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本丛书同既已出版的中国近代行业史（包括工业、手工业、船业、铁路等）及个案企业史资料有较大的不同：本丛书所选多是以往出版的企业史资料图书收录不多的内容，编纂立意在于展示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理论、思想与实践。此举也意在提升中国企业史研究的系统性。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丛书的《序言》中已有说明。

藏书报：您提到书中收录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公司法与破产法研究论著，这些史料对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有什么意义？  

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史包括制度史与治理史两大板块，本丛书是目前对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建设理论著述收录最全的一套资料，对于丰富中国近代企业史的内涵，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本丛书收录的公司法、破产法文献，并非法规文本，而是民国时期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专家学者的阐释与研究著述（包含少量译著），体现了他们对于公司法制的理解与探索，是中国近代公司法制思想的重要载体，从中也能反映出近代中国公司制度运营的基本规程及其存在问题。这些史料的集中呈现，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加大对于中国企业制度思想与理论建设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从综合性与系统性层面了解中国近代企业建构的制度规范与制度适用问题。

藏书报：该书如何体现与其他成果的差异化？

李玉：本次编纂成果定为“中国近代企业史资料汇编   第一辑”，主体部分是以公司制为主的企业制度建设法规，这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公倍数”，因为既是政府管理企业，也是企业规范运行的“公共依据”，体现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法制化程度。对于跨国企业、本土民族企业的专题史料收集不多，因为在这方面前人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本丛书限于人力、财力，不可能铺得太广。况且，在中国近代著名民族企业与官办资料整理方面，已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或已结项，或在推进，例如孙善根教授主持的《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研究（1840—1949）》、周积明教授主持的《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此外还有刘大禹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荣氏家族与无锡民族工商业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所以本丛书编纂之时就没有考虑收录这些专题史料。

藏书报：在编纂过程中如何处理史料中的雷同现象？例如关于公司法与破产法，同一时期有许多研究著述，编纂时如何取舍？  

李玉：确实，在公司法与破产法研究方面，近代中国出版了大量论著，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查询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公司法的论著21种，关于破产法的论著12种，还有关于公司注册、公司会计、公司财政、交易所等方面的著作多种。不少著作均被不断再版，以应社会需求。例如王效文的《中国公司法论》1930年初版，至1936年推出修正后的第7版；他的另一本著作《公司法论》1933年初版，至1937年出至第8版。潘序伦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1938年出第1版，1940年8月发行第5版。潘氏所著《公司登记规则》1936年初版，1937年6月推出第6版。孔涤庵编著的《公司财政（职业学校教科书）》1932年初版，至1939年出至第5版。连续再版的论著，大多是法学、会计学名家所撰写，在当时颇受工商界与教育欢迎，所以尽可能收录。同一本论著再版，如果没有内容更新，就选择印制质量较好的版本；如果有扩充与更新，就选择内容最全的版本。

藏书报：您认为这套资料集对哪些学科（如经济史、社会史、全球史）将产生最直接的推动？能否举例说明其潜在研究议题？  

李玉：这套丛书收录了大量有关公司法规、企业规章等专题的时人研究论著，对于中国近现代经济立法与企业制度建置思想研究将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收录了多种企业刊物，以及企业说明书，这些对于了解中国近代企业的内部结构，充实企业管理、产品开发与业务发展研究也将有一定助益。在这两方面都能挖掘出一些新研究议题，例如中国公司制度理论史、中国破产制度理论史、中国近现代公司制度结构研究，中国近代企业社会史研究等。

藏书报：近年来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如文本挖掘、数据库）兴起，这套传统纸质文献汇编如何与之相互赋能？未来是否考虑开发配套数字化产品？  

李玉：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包括企业史在内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ChatGPT、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对于处理史料具有传统人工难以企及的效果，但目前在图像文献的分析方面还有一定的制约，若能将相关内容转换成文本格式，无疑会使相关大语言模型的“助研”能力进一步提升。在条件成熟时，这套丛书可以提供公开资源，以期在“人工”助力“智能”方面作点贡献。

藏书报：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长期受“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范式影响，新史料能否支持更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发端，与西方的冲击有直接关系，在晚清是“师夷长制以制夷”的产物。中国本土的公司法、破产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有所借鉴。但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本土因素也是不能低估的，中国传统合伙制度源远流长，例如四川自贡井盐业、山西票号以及北京门头沟矿业等领域在清代已出现内涵丰富、架构复杂的企业组织，中国丰厚的商业文化底蕴，为近代移植与榫接西方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总之，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建设领域，既有借鉴西方的成分，也有许多本土因素，本套丛书有大量史料可以表明这一点。

藏书报：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国内年轻学者在选题和方法论上有哪些突破或局限？  

李玉：中国企业史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且走过一些弯路，但改革开放之后的学科发展还是比较平顺的，在国际学术界的反响不断扩大，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学者不断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在国际高水平刊物上发表的专题论文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新锐的年轻学者，在学科前沿理论追踪、跨学科方法运用、研究视野拓展以及新材料发掘等方面，均有“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表现。

藏书报：企业史研究常被批评“见物不见人”，新资料是否有助于重构企业家群体、劳工阶层或消费文化的微观叙事？  

李玉：相比于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甚至文化史而言，经济史一般会存在“见物”多于“见人”的情况，但企业史相对好一点，因为企业离不开人，尤其是企业家的作用比较大，直接关乎企业经营成效，所以是绕不开的。这一套丛书重在呈现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建设史料，未采集关于企业家群体的各类文献。不过，书中收录的一些企业刊物，有企业人事与经营、科技与生产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拓展企业社会史、企业经营史与企业科技史的相关研究。

藏书报：编纂过程中最大的技术性难题是什么？团队是如何克服的？  

李玉：本丛书的编纂得益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前期工作，尤其是该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已完成六期建设，收录21万种图书，总计3600万页，全部图书都可进行全文检索，总字数超过100亿字。中国近代一些关于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著，我以前在相关图书馆的民国文献部复印过，但有了这个数据库，查阅相当便利。当然，难度还是有的，例如关于公司法、破产法的民国图书出版了很多，有的多次再版，如何选出有代表性的、史料价值大的论著，需要反复比对。另外，图书原版质量也需要鉴别，漫漶严重者自然不能收录。

藏书报：您提到“多学科团队协作”，历史学者、档案专家、经济学者的合作模式有何创新？是否产生过方法论冲突？

李玉：在企业史资料建设方面，历史学界与档案馆、相关企业的合作已结出不少成果，例如我们正在与相关名酒企业合作编纂酒史资料，与招商局企业博物馆合作编纂的《〈申报〉招商局史料选辑》已出两辑，共六册，近300万字；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与大型水泥企业合作编纂的水泥史料，已有600万字的规模。在企业史研究方面，历史学者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专家学者也多有合作。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线上公益活动“三校一所企业史读书会”，已举办46期，这是多学科合作探讨企业史的一种尝试，产生了较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反响。

藏书报：您早年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后来转向企业史，这一学术转向的深层动因是什么？两者是否存在内在关联？  

李玉：其实我从事企业史的研究还是比较早的，不过起初聚焦于晚清以降的公司制度建设，后来确实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着力较多，主要考察从兴中会到中国国民党的结构与功能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中国政治演进的复调式互动。但政治运作的基础之一就是经济，因为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政治成败。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方面，企业发展数量与质量至关重要。当然，我同时进行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也与特定时期的学术兴趣以及科研任务安排有关。

藏书报：作为文献整理者，您如何看待“史料派”与“理论派”的争议？对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李玉：对于企业史研究而言，史料自然是基础，其他历史学科也是如此。因此，加强史料建设的意义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企业史研究有其特殊性，除了历史学科之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会关注并参与，由此形成了企业史研究的不同范式，主要是历史学与经济学两大阵营。相对而言，历史学范式擅长描述，比较强调“事理”，而经济学等学科比较强调科学分析，所重在于“学理”。但不管如何，首先要将历史本身搞清楚，所以史料建设是基础工程。事实上，不管历史学还是经济学范式，“论从史出”的原则都是相同的。青年学者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对于目前正不断服务学术研究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起来无疑更加得心应手，希望他们在企业史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

《中国近代企业史资料汇编》（全五十册）

李玉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

近代中国企业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政府与企业家都进行了探索，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

首先是关于《公司律》《公司条例》《公司法》《破产法》等公司法规的释义与研究成果，从中可以了解当时企业运营的基本规则。

其次是当时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专家以及部分企业家关于公司财务、会计、理财及信托等内容的著述，如《公司浅说》《组织股份有限公司须知》《公司会计》等，从中可以探究时人围绕企业创办、发展的理念与观点，以及企业组织形态与经营办法。

再次是部分企业出版的专书与刊物，如《中国石公司特刊》《台湾纸业公司》等，从中可以看出某个具体企业或行业的发展模式与企业文化等。

总体而言，涉及近代企业史的文献不仅内容丰富、影响较远，而且版本意义也不容低估。但此类文献长期未受到应有重视，流布有限，保护效果不太理想。本次对之加以系统影印，不仅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善举，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史与企业史研究亦能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

来源：“藏书报”公众号 202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