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三十讲》：这个晚清状元有点“轴”

罗一民这本《张謇三十讲》，读起来像在看一部快节奏的电视剧。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历史课，而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故纸堆里拽出来，让他站在今天十字路口张望。

张謇是谁？清朝最后一个状元，放着京官不做，跑回南通办工厂、开学校、建养老院。这事儿放在今天，大概要上热搜——##。但罗一民没把他包装成励志偶像，反而写出了他的“拧巴”。

书中有一讲特别实在。张謇中状元时已经四十一岁，按说该安心做官了。可他偏不。为什么？罗一民找到了他早年日记里一句话：“做官救不了中国人。”不是豪言壮语，就是平平淡淡七个字。但分量重啊，一个读了大半辈子圣贤书的人，突然觉得这条路走不通了。

更难得的是，罗一民写出了张謇的“土”。这个状元搞实业，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是真蹲在车间里看工人纺纱。书中记了个细节：大生纱厂刚开工时机器老坏，张謇挽起袖子跟德国技师学修理，满手油污。徒弟劝他注意身份，他反问：“机器坏了，要身份有什么用？”

《三十讲》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写出了张謇的“不聪明”。当时搞实业的人多了，唯独他在南通搞“一揽子工程”——纺织厂挣钱了，不忙着扩大规模，反而拿去办师范学校、建博物馆、修公园。朋友笑他：“你是做生意还是做慈善？”张謇答得实在：“人活好了，厂才能活。”

罗一民把这些事掰开了讲。张謇建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不是因为多有远见，是他发现工厂招的工人都不会算账；建博物院，是因为他觉得工人下班后不该只会喝酒赌钱。每一步都踩在具体的问题上，没什么宏大蓝图。

书中还揭了他的“短”。张謇晚年企业遇到困难，军阀混战、外资挤压，他四处碰壁。最艰难时，他把自己的藏书都卖了发工资。罗一民写这一段很克制，只说：“那个冬天的南通特别冷，老先生的书房空了一半。”没有悲情渲染，但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有力。

读这本书，你会觉得张謇像个“穿越者”。一百多年前就在搞产教融合、城乡统筹、企业文化——这些词儿现在时髦，他当时已经闷头在干了。但罗一民没把他神化，反复强调：张謇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在中国，人能怎么活得好一点？

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张謇建公园时，特意嘱咐要修长椅。他说：“干活的人累了，得有个地方坐坐。”罗一民在这段后面加了句点评：“他心里装着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民。”

三十讲，讲了三十个侧面。从办厂到办学，从城市规划到农村改良，甚至还有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罗一民像个耐心的导游，带你绕着一座复杂的建筑转，每个窗口都推开看看。最后你发现，这建筑不是纪念馆，是还能住人的老房子——水管电线都还能用。

现在很多人谈“企业家精神”，张謇或许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企业家可以不只是赚钱的，还可以是解决问题的。书里最后一讲，罗一民写了张謇晚年一段话：“我这一生，像在黑暗中打井。不知道能不能出水，只是不停地挖。”然后他问读者：今天，我们还在打井吗？

合上书，南通那座小城的影像挥之不去。不是因为它有多繁华，而是因为一百年前，有人在那里认真地试验过“人该怎么活”。试验可能不完美，但那种认真劲儿，隔着时代还能烫手。

罗一民做成了件事：让张謇从历史课本里走出来，成了可以聊天的人。聊什么呢？聊怎么做实事，怎么在不如意的时代里，做点对得起良心的事。这聊天，现在听来也不算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