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的三重贡献

近代新式工商阶层以商会为平台集体发声发力，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对新式工商阶层崛起和商会的创办，唐文治堪称是一位关键性人物。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传播和人才培养，交通大学（后来衍生出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居功甚伟，成为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的楷模，正是从一九〇七年起连续掌校十四年的唐文治，奠定了交大的基础。近年传统文化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重新闪亮，从一九二〇年辞任“现代”的交大校长后立即应聘为刚刚创办的“传统”的无锡国专校长的唐文治，为之呕心沥血达三十年之久。唐文治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这三重贡献，实不容湮没。

唐文治（来源：sjtuhistory.sjtu.edu.cn）

唐文治一八六五年出生于江苏太仓一户耕读人家，自幼家教严谨，六岁启蒙，十二岁那年父亲唐受祺带他到上海，受业于专治科举之学、以授童蒙章句为业的外祖父，开始学作八股文及试帖诗。十四岁读毕“五经”，十五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岁时开始治经学，考入南菁书院，受业于院长、经学大师黄以周门下，曾协助继任院长王先谦校勘《续皇清经解》。青少年时期对经学典籍的刻苦用功，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虽然读的全是传统经典，但其父亲思想开明，一到上海就带他参观洋务派兴建的当时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时年十二的唐文治在十里洋场读书，“现代”对他应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八九二年春，唐文治第五次参加进士考试，通过殿试、朝考，成为新科进士，签分户部江西司主事。初到户部，接触公牍，他马上发现自幼学习的古文法竟然一无所用，于是大量翻阅旧存案档，发奋学习，不仅熟悉了文牍写作，更重要的是了解了政府机构的实际流程。几年后他调至户部云南司，不久又奉派为户部则例馆纂修官。这种经历，使唐文治感到科举八股试帖的无用，开始帖研有“济世之用”的经世实学。他的《请停止河运疏》，深得奏折老辣的李鸿章的称赞。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甲午中日战争虽未结束，但中国军队连遭惨败，朝野震动。唐文治痛心疾首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洋洋万言，提出须正人心、严赏罚、奖气节、破资格、变科目、用火器、联邦交、节浮费等八事。在“变科目”中，他批评科举专以八股取士，鲜明大胆地提出了要考“西法”，“夫士生今日，诚不可不习西法”，但也不能“专习西法而废制艺”。他的具体设计是科举不再以制艺作为取士的唯一标准，而是将此作为及格线、标准线，儒家经典考试达标后再考各种近代科学知识等“西学”。“用火器”中要求在各大城市设立近代军事学校，请精通西学的教师任教，以近代军事学校培养的近代军官取代传统马步箭弓刀石选拔军官的武举。

《茹经堂奏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来源：wikimedia.org）

他深知此议会受到儒学名教的激烈批判攻击，所以建议以儒家经典作为达标资格，然后再学科学知识，这并非只是他的“策略”，也是他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后办交大，实际也贯彻此精神。由于官阶尚低，无上奏言事之权，他请大同乡翁同龢代奏，翁氏激赏之余还亲自抄录数条，京中一时传诵，甚至朝中士大夫莫不争道之。此疏比康有为“公车上书”早了半年。

甲午战争使他更加努力阅习各国条约有关书籍，评点《万国公法》，甚至学习日语。由于对国际形势多有了解，他在一八九八年进入总理衙门，参与了与日、俄、意等国谈判，虽只是负责记录问答诸事，却对近代外交有了直观的认知。他在户部、总理衙门内政外交两处重要部门任职，使他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此时政坛风云诡谲，变幻莫测，唐文治身置其中，却能不失原则与坚守又自保其身，委实不易。对戊戌维新，他深为赞同，却非常谨慎，没有实际参与。他官职虽不高，却身居要津，对政坛的复杂深有认识。对越来越激烈的“帝后党争”，他洞若观火。帝党首领翁同龢是他的恩师、大同乡，早在翁被解职前一二年，他就看到翁氏地位危险，婉劝翁自退自保。但翁氏回答说：“吾为师傅，譬诸一家孤儿寡妇无依赖指导，为西席者可忽然去乎？”（唐文治：《记翁文恭公事》）维新正式开始，翁同龢突被开缺回籍。翁氏离京时，送行者数百之多，预感到维新前途不妙，不少人痛哭流涕，唐氏亦前往送行，表明自己的态度。维新被镇压，唐与许多并未参与维新的开明人士一样，痛心疾首，对朝廷大失所望。

庚子之乱，唐文治以胆略和智慧避祸，辛丑议和时，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议和全权大臣，唐文治随同他们办理条约文件。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唐文治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对外交的了解更进一步。一九〇二年春，他以参赞身份随清廷专使、庆亲王奕劻之子——贝子衔载振前往英国参加新王加冕典礼，归途又随同到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考察。唐文治思想一向开明，但这四个月的实地考察，还是令他有大开眼界之感。而且四个月的随行，使他深得载振的信任。一九〇三年成立商部，载振为商部尚书，唐文治先后任右丞、左丞、左侍郎；一九〇六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为尚书，唐文治任署理尚书。短短三年，几度升迁，盖因载振一心追逐声色，部务实际由唐文治主理，他的精明能干、敢于任事、清正廉洁众所公认，同僚评价他正色立朝，不避权势，尤有古大臣风。

1902年，载振率团在欧洲考察，照片由Charles Chusseau-Flaviens拍摄，乔治·伊士曼博物馆藏（来源：collections.eastman.org）

实际掌管商部，唐文治被委派协助伍廷芳编订《商律》，为“商”提供法律保障。他认为欧美国家对“制新器者”以专利形式优予奖励，英国首定《创新法》，各国无不“踵行”，因此创新不断，奠定实业发达基础；反观中国传统，政府“惟咸拘守成法，莫能改良标异、推陈出新”，不仅不予奖劝鼓励，反而多有压制，自然落后。他代载振起草了《订立商勋折》，拟定了“奖给商勋章程”，由政府奖励促进工艺创造发明，使中国实业迅速发展。《订立商勋折》奏上并奉旨允行后，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即被朝廷依据五等优奖条件而奖聘为商部一等顾问官，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他拟定《商部章程折》和《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商部工作很快步入正轨。他深知中国“官”有经常干预、管制、压制、剥夺商的传统，所以在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中严格规定商部及其属下各级官员权限，明定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

唐文治在商部最重要的贡献，是主导成立商会。他认为欧美富强除科学技术创新外，商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皆得力于商会”。在他拟定的《商会简明章程》中明论“今日之急务，非设立商会不为功”，拟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载振将此折奏上，由于对民间集会结社的警惕防范与贱商传统，慈禧太后“意极游移”，召见唐文治。经过唐的一番详细解释，极力说明商会种种好处而“决无流弊”，慈禧终于同意通过。商会为近代绅商提供了一个力量集结的重要平台，在后来的国会请愿、保路运动和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商会都起了关键作用。

1910年，广州商务总会接待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代表团（来源：zgpyshbwg.com）

从一九〇三年起，他“每八日须进大内一次，见各堂官，呈递奏牍要电等”，越来越得到慈禧的赏识重视，多次被召对。但他并未受宠若惊，而是冷静观察政局：“朝见时均由慈禧太后发问，光绪帝仅于退朝时，言‘你去罢’一语而已。”（唐庆诒：《忆往录》）他深知朝局仍是慈禧大权独揽，慈禧的态度，决定政局走向。朝廷酝酿“预备立宪”，与唐的理念洽合，奕劻上《宪法考》，将唐早有准备、论述宪法重点的《节略》作为附录。不久，他又代载振拟《请立宪折》奏上，详述立宪原理与现实利弊，情真意切。他本以为可挽危局的唯一之策，朝廷定会切实施行，未想到此折竟被留中不发。以奕劻、载振父子受慈禧信任之深、朝中地位一时无两，他们的立宪建议都不被采用，唐文治感到立宪无望，大局岌岌可危。

但他仍想做最后努力，著《蓄艾编》，将自己多年文稿积录编辑成书，从立宪原理、财政、外交、经济、民政、军事、教育方方面面提出全面改革方案。他表明自己的心迹：“因念吾国家之病，犹吾父母之病也。父母有疾，为人子者当殚精竭思，以体会之；奔走呼号，以祈祷之；广征药方，以挽救之。今国家之疾至于如此，而为臣子者，排挤如故，脂讳如故，浑沌热衷如故，竟无人焉殚精竭思，奔走呼号，广征方药而求所以疗之者。呜呼！此文治之所为痛益加痛也。”（唐文治：《蓄艾编自叙》）他将此心血之作送给庆亲王奕劻，唯冀朝廷能霍然振起，可惜耿耿寸心如石沉大海。唐文治发出“国力尽矣”的感叹，并决意择机离开官场。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初，唐文治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是这个实权机构事实上的“一把手”，权势炙手可热。但两个多月后，其母病逝，须丁忧开缺，载振以臂助无人，再三挽留。载振慰留殷切，唐文治只得答应。不过他对政治实在失望，一九〇七年十月中旬，他择机来到上海，接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交通大学校长，早想脱离官场的唐文治以父亲年高为由，欣然接任，此后不再出仕。

此校原是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奏开的南洋公学，是一所法政类学校，一九〇五年改隶商部，一九〇六年改属邮传部，办学转向侧重交通工程专业。创办十年，因方向改变，隶属关系变更，人事更动频繁，校务长期混乱，成效不大。从一九〇七年他四十二岁之时接掌上海实业学堂，到一九二〇年学校与其他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学生规模、师资队伍、实验设备、校舍建筑大大扩展。他筚路蓝缕十三年，奠定了交大的基础。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门（来源：shmtu.edu.cn）

在政局动荡甚至时时兵荒马乱的局面中，教育经费奇缺，唐文治利用自己朝野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尽心竭力，为学校争取到相对宽裕的经费。他具有国际化眼光，呈文清廷要求驻美、英、法使馆给他寄各大学章程、课程设置、教学资料，据此重新制定学堂章程、课程设置、管理方法和长远规划。他高薪聘定外籍教师，外籍教师占全校教师的半数，采用西洋原版教科书并用英语讲课，先后设立了铁道、电机、航海、铁路管理科等专业。其中电机工程教育、高等航海教育和管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具有开创意义。航海科后来独立建成吴淞商船学堂，再后来，演化成如今的“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

对学生，唐文治充满关爱。一九一七年初，几名学生自制无线电发报机试验发报时，被掌管上海的淞沪护军使署侦知，认为是间谍，将他们逮捕入狱，拟处枪决。唐文治得到消息，将他们担保出狱。一有机会，他就尽可能多派学生出国留学。附提一句，一九〇六年他还是京官时，一位甚想到日本留学的同乡学子向他求助，他毫不犹豫就慷慨解囊。这位学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张嘉璈。

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响应迅速，唐文治与学生一起支持革命，十一月六日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校名由“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为“中国南洋大学堂”。第二天，全校师生举行剪发大会，唐文治与师生同时剪发，无一留辫。十一月十一日，他与伍廷芳、张謇等致电清廷，请清帝逊位，同意共和。一九一二年元月，他又与在上海的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前任山西巡抚丁宝铨、因时局动荡尚未莅任的陕西巡抚杨文鼎、外务部左丞施肇基等致电清廷，请明降谕旨特畀袁世凯以全权、早定共和国体、速开国会、选举总统。此五人不是封疆大吏就是京城高官，此电给朝廷巨大的心理打击。

1911年11月，革命军在上海成功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唐文治联名沪上士绅上书沪军都督陈其美，就军事、财政、外事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来源：sjtuhistory.sjtu.edu.cn）

唐文治顺应时代潮流，使官办学校在两个政权交替中平稳过渡，并未混乱，至为不易。新文化之风，也吹到了交大，一些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平民教育，开办业余学校，为工人农民补习文化。一九一八年九月，唐文治发起创办了校工夜校，每晚一小时。以唐文治的身份与经历，能有此举，足见他的开明、开放。五四运动爆发，唐文治致电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呼呼挽留教育总长傅增湘、北大校长蔡元培，对北京被捕学生，也请“谅其爱国热忱，勿加苛责”（唐文治：《唐文治请顾教育全局电》）。当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积极参加时，他对学生罢课表示同情。

有人将唐文治对交大的贡献比之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而二人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五四运动之后，学潮未息，局面复杂，蔡元培最终离开北大。唐文治也感难以把握，加上眼疾加重，几近失明，于是提出辞职。虽然师生一再挽留，但他去意甚坚，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初第六次提出辞职终获批准。月余后，他来到无锡，出任老友施肇基出资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馆长，从“现代”转向“传统”。

从“现代”陡转“传统”，外人看来，不无突兀，其实在唐文治的思想观念中，却是自然而然，毫无违和，丝毫谈不上转向。

唐文治早年受教于数位儒学名师，尤重理学，认为治经应以义理为本，而不能拘于文字训诂、考据之学，经学的根本是“正人心、救民命”。一八九九年，戊戌政变发生后新法尽废，无人敢言西学，他仍坚持西学不可废，中国寖弱如此，正由中国士大夫不屑关注洋务之所致，是“大可耻之事”，也是为臣不忠，所以“惟忠臣孝子而后可以谈洋务，亦惟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学堂者，正所以教忠教孝之地，而即宇宙间一线生机之所系也”（唐文治：《与友人书》）。一九〇七年他编《曾子大义》二卷，认为治经之要尤在学礼，今人兢言法治是舍本务末，愈驱愈远，不知道法施于已然之后，礼禁于未然之前，重倡礼学实为莫大之急务。所以交大在一九〇九年就增设了国文科，课本、讲义都由唐文治和本校国文教师自编。交大的国文是主科，招生考试首先看国文成绩。他的“国文”以经学为主，实质是道德教育。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宣布学校废止读经，唐文治坚决反对。在民国几十年废经读经的争论中，他一直是“读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礼法乖，废经而孝悌廉耻亡，人且无异于禽兽。”他的药方是“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开办，恰合他意。学校教学分为躬行、教弟、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等十大方面。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旧址（来源：wenhui.whb.cn）

学校课程都是传统学科，唯有“政治学”例外，属于“新学”。他要立此新学，并非偏爱，而是认为欧美各国都有政治学，而建立了学术新体系的中国大学却没有“中国政治学”，深以用外国政治学治中国政治学“非特浮夸无实，怪诞可笑，亦且遗误国民”。此是“大可痛可耻之事”。他早有编纂一部“中国政治学”的念头，努力从古代经典、历代名臣奏议、公牍和吏治根本、盐漕赋税、刑法大要、兵制沿革等等，建构中国政治学体系。他志向宏大，但多是零散成篇，最终不曾完稿，未能实现他使“中国政治学大显于世”之愿。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中国现代政治学气象已非唐文治所能理解。中国古代政治论述确实丰富，但本质仍是对法、术、势的实践言说，并非严格独立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早于他且比他通西学的严复，认为政治学研究中“学”与“术”非常不同，中国古代尽管有诸多的“谈治之书”，但以现代政治学学科眼光来看，只能称之为“术”，而不能称之为“学”。二十世纪初，国人已经开始引进学习成体系的西方政治学知识，德国、美国、日本的一些著名政治学著作已译成中文，国人自己编写的政治学教科书也已经问世。无怪无锡国专学生的回忆文章，多数都是传统文史、儒家经典对自己的教益，几无提及“政治学”的收获。由于知识结构缺欠，缺乏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唐文治想从传统典籍中开出近代政治学的努力只能失败。

无锡国专教学方法是传统书院方式，广延名师硕儒来校讲学授课，粗粗数来教员有章太炎、钱基博、吕思勉、周谷城、胡曲园、郭绍虞、周予同、陈衍、朱东润、夏承焘、饶宗颐等。三十年来，共培养了两千余名学生，包括吴其昌、郭影秋、王蘧常、蒋天枢、唐兰、魏建猷、周振甫、汤志钧、冯其庸、钱仲联、曹道衡……但唐文治创办无锡国专，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以经救民、救世、救国的夙愿，“鄙人之所以主尊孔读经者，在救人心与救人命”，“国有文化方可救国，苟不用孔子学说以振兴之，虽欲救国，其道无由。故惟尊孔读经，乃能救国”（唐文治：《苏州国学会演讲录》）。而国学或者经学，在社会大转型时代已无法承担救民、救世、救国的重任。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无锡国专全体师生在炮火声中内迁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北流等地坚持办学。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私立学校，困难更多。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国专回到无锡。一九五〇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无锡国专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一所极具特色的学校，就此消逝。

一九五四年四月初，卧床已久的唐文治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

1952年摄于唐文治住所大院内，居中坐着的是唐文治，身后站立者为其子唐谋伯（来源：thepaper.cn）

这九十年，正是风雨苍黄的大动荡年代，面对险恶政治风云，他进退有据、应付裕如又不失原则。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为现代商业奠定法制基础；仕途正盛时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远离政坛。但他的退并非独善其身的隐退，而是通过办学校为新知识的生产、发展、传播培养人才，从社会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他是朝廷宠臣，但殚精竭虑上书种种改革良方却被拒绝时，最终与传统的清王朝切割、倒向革命。他效忠的对象不是朝廷，而是民族、国家。“忠”的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中国传统道德观核心观念的重要变化之一。然而在新文化大潮中，他又提倡读经以赓续道德传统。无论此愿是否切合实际、能否成功，都提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个主题中，唐文治都是主要的“键盘手”之一，在不同主题间变奏自如，击键如雷，回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