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先驱者——评《转型的推动者：“江北三杰”评传》

《转型的推动者：“江北三杰”评传》，杨东升、徐学鸿、阎建宁 著，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宏大主题，对于一个拥有漫长历史和深厚封建专制文化的中国，其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曲折性、偶然性则更为突出，这其中尤以晚清民初的社会转型变革最为典型。以此历史阶段为切片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极具代表意义。2025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学者杨东升、徐学鸿、阎建宁合著的《转型的推动者：“江北三杰”评传》（以下简称《三杰》），以江苏许鼎霖、张謇、沈云沛三位杰出代表一生为官为商的传奇经历和独特思想为视角，以人物评传类的体裁形式对当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解读分析和评价。“江北三杰”身份显赫，政治经济地位高，以其视角观察当时的社会转型改革具有很高研究价值。

一、《三杰》一书框架清晰，资料翔实，集故事性与思想性于一体，阅读流畅感强

《三杰》一书主题明确，脉络清晰，层层递进而又相互关联，有助于读者迅速了解人物主要经历和思想特点。该书以许鼎霖、张謇、沈云沛为主线谋篇布局，每一部分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主人公的成长及从政经商经历，下篇述评主人公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许鼎霖为例，该书上篇从青年许鼎霖的磨难写起，因为父伸冤的感人经历很早就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声望，并由此结识了朝廷的有关官员，为后来步入官场打下了基础。此部分内容故事性传奇性较强，很有感染力。步入官场后，许鼎霖先后历任内阁中书、外交官，直至1909年被清廷授予一品官，达到事业巅峰。在其为官经历中，作者详细列举了许鼎霖在“任秘鲁正领事官努力维护国家和在秘侨民的权益”“署理安徽庐州知府和查办三河抢米案”“江苏丁艰候补道和处理浙江宁海民教案”等急难险重事件的处理思路和措施，充分体现了主人公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不苟泥于教条的灵活处事的务实精神，并逐渐成为清廷所器重的重要官员。上篇中还对许鼎霖创办实业，兴办教育，投身君主立宪，推进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重要经历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和评价。下篇中，作者着重对许鼎霖的政治、外交、经济、教育与文化等思想进行了阐述，这与上篇中许鼎霖的为官为商经历相互映照，使整个篇章浑然一体，阅读毫无生涩之感。

该书最大的创新在于突破了前人对“三杰”重“传”少“评”的框架，对“三杰”从出生到成长，为官为商经历及重大事件中“三杰”发挥的重要作用都进行了分析评价，尤其是对“三杰”在推动晚清政府变革过程中的政治思想的评价尤为精彩。比如在书中，作者对武昌起义后许鼎霖那种对封建专制王朝既痛恨又留恋的矛盾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思维来思考民主共和的大趋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再如作者充分运用其深厚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沈云沛关于立宪政治思想进行的评价，提出了三点深刻见解：“一是没有全面理解立宪政治的核心重点是分权及有限政府的要旨”“二是没有完全参透走向立宪政治需要国人具有宪法精神的要旨”“三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个人财产是立宪政治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的要旨”，这些评价发人深省。

此外，该书还有一个显著特色，以往在评价“三杰”时，重点都是阐述“三杰”创办实业的功绩，都认为张謇的光芒远超其他二位，但作者的视野别具一格，突破了重“实业”轻“政改和思想”的局限，对“三杰”在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评价，认为许鼎霖、沈云沛在后者的贡献要大于张謇，特别是许鼎霖在担任清资政院总裁（国家领导人之一）和中华民国江苏省议会会长期间，凭借其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团结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加入民主宪政的阵营，对推翻中国专制帝制，推动社会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沈云沛在政治思想上的建树更具历史意义，其主持制定的《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标志着近代中国进入了宪政时代，这具有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另外，沈云沛还极具法治意识，撰写出版了《行政法议》，此书是我国近代行政法规的开山之作，在晚清宪政改革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意义深远。这一别具一格的分析思路显然会使读者对“三杰”的认识更加全面立体客观，更能使读者深深体会到“三杰”为改造旧中国所做出的伟大探索和历史价值。

二、“三杰”代表性强，地位显赫，深度参与晚清民初重大决策，对回顾历史吸取教训极具警示意义

“三杰”以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履历和实践成为我们近距离观察和研究晚清民初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最佳切片。作者在此不吝笔墨，重点对“三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思想进行了系统评述，此章节尤为精彩。

（一）引领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先锋。“三杰”都是政治家，都深度参与了晚清民初社会变革方案的制定。许鼎霖与沈云沛、梁启超、盛怀宣、张謇等，是当时著名的立宪派人物，都主张君主立宪制。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三杰”带来巨大的思想震动，尤其是在对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后，“三杰”更深刻地认识到，仅靠“师以夷技以制夷”是远远不够的，要振兴国运必须要在政体上进行变革。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如此做的。许鼎霖与江苏及上海的立宪派人士发起成立预备请愿国会，并作为代表进京公开演讲，督促清政府变革，提出要尽快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资政院等诉求；张謇积极投身君主立宪运动，力促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沈云沛负责主持制定《宪法大纲》等法律文件，并夜以继日筹办资政院。可以说，“三杰”在中国历史发展转型的前期，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是不朽的。

（二）引领实业救国的卓越代表。“三杰”不仅是优秀的政治家，还是卓越的企业家和教育家，“三杰”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名人，社会影响力巨大，都主张“实业救国”。张謇在南通的杰出贡献已家喻户晓，在此不再赘述。另外“两杰”在实业救国，文化教育方面同样业绩斐然。许鼎霖在海州（今连云港市）等地先后创办面粉厂、饼油公司、宿迁永丰公司。还与张謇、沈云沛一起成立了海赣垦牧公司和通海垦牧公司，将工业化生产和传统农业结合起来，实行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即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注入工业化、企业化的生产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许鼎霖负责海州湾北部的开发，沈云沛负责海州湾南部的开发，张謇负责南通及北部的开发，使沿海滩涂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也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三杰”通力合作，发展现代农业经济的一次非凡的尝试。沈云沛还是我国铁路建设的规划师和督办者，在主政邮传部时全面设计中国铁路，整顿中国铁路建设问题，筹筑中国东西大干线陇海铁路，帮办津浦铁路，为我国交通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泽被后世。

（三）引领文化教育革新的拓荒者。“三杰”都高度重视教育，凭借其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开办各类学校、研究院所、报刊、博物馆和慈善机构等。“三杰”思想开放，尤其重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来启蒙和教育学生，注重教育的社会功能，舍弃华而不实的应试教育，对当地乃至全国的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三十多所学校，他倡导“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又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张謇的教育思想放到今天都极具先见之明和借鉴意义。美国教育家杜威曾对南通的教育水平有很高的评价：“南通者，教育之洋，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时至今日，南通的中小学教育都是我国的顶尖水平，这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仰。沈云沛创办《交通官报》、中国交通研究所和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即今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为现代中国新闻、科学技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引领时代潮流。

三、作者学贯中西，笔耕不辍，以一颗知识分子赤诚之心对祖国发展和家乡建设建言建策，是吾等后辈之楷模

《三杰》的主笔杨东升生长和工作在连云港。热爱学术研究的他既是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严谨细致、善于创新的领导干部。2001年至2008年，江苏连云港市正值城市规划发展布局的关键期，杨东升深感“连云港的发展再也不能耽误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激励着他投身于这一重大课题研究。他经常独自一人外出实地考察东部沿海地区，随身携带地图和统计资料研究我市城市空间布局，特别是工业及市政府行政中心规划地。扎实的调研、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杨东升连续撰写了多篇连云港市城市空间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对策等文章，向国家、省市领导建言献策，并在各级论坛为连云港发声，呼吁重视连云港的发展，对“一带一路”交汇点核心区连云港发展的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其撰写的《关于在连云港设立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发展示范区的建议》在中国社科院内参刊用，报中央领导参阅，为国家东中西区域互动发展示范区落地连云港发挥智囊作用，后被评为全市十大社科成果之一；还提出在猴嘴北部建设城市新中心，报市领导参阅，为推动连云港开发区作为城市几何中心建设提供支持。

我曾多次翻阅过杨东升的文章，最深的印象首先就是资料准备极其扎实，体现了锱铢必较的精神；其次是思考酝酿时间很长，绝非心血来潮的灵感迸发即兴之作；再次是写作逻辑严密，文字精到，体现了高水平学者的专业精神。杨东升对家乡发展的关注与热爱，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执着深深感染了我，激励着我，是我工作和学习上的好榜样。

杨东升对学问的钻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无论工作多忙，也无论从事何岗位，从没有放弃对学问的研究。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至今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5部、合著6部，出版主编的丛书、文集等社科书籍有23部，先后9次获国家和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009年获得中国人才学研究三十年理论贡献奖，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成绩斐然，享誉全国。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热爱，并把这种热爱化为实际的行动，这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值得每一个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人学习和借鉴。

《三杰》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再一次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也将作者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通过“三杰”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一个国家越早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就可以获得越多的时代红利。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一再错过转型机遇，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很长的时间追赶。中国在明清丧失了三次社会转型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是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第二次机会是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来中国为代表。第三次机会是1793年、1795年、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与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皇帝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中国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

在书中，作者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体系遭遇欧洲列强主导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面前，儒家文化与现代性之不兼容暴露无遗。正如美国汉学家芮玛丽指出，儒家文化天然适应农业文明。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与王韬（昆山人）冯桂芬（苏州人）聊天时说：你们中国今天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你们整个的文明体系和制度体系今天不得不变革了。”

当今我国同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转型”，更需要广大学者和社会各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作为，为深化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为早日实现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中国而拼搏！

（作者系连云港市哲学与社会学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