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日本之四 晚清末年的“仿日派”（1900-1911）

四、晚清末年的“仿日派”（1900-1911）

在中国汉语词义中，“仿”主要指模仿、效仿，也就是学习借鉴的意思。所谓“仿日”，就是模仿、学习日本。张謇作为曾经的“战日派”和执着的“制日派”，怎么会成为主张向日本学习借鉴的“仿日派”？乍一看，似乎难以理解；实际上，并不矛盾。在张謇看来，要“制日”，就必须自强自立，以便有能力制衡对手，而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学习世界上所有先进的东西，而日本恰恰就是学习先进国家而强大起来的，特别是“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它对中国而言，在国家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先进性。日本既先进，又与中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因而最值得和最方便中国学习。日本正是因为好学和奋发才强大，这本身就值得中国学习。张謇深知，只有学习日本的长处，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从而最终能制衡日本，遏制其侵华野心。这与以往洋务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颇有相通之处，但又更进了一步。他一贯认为，“日本维新三十年而强，我若能师其长技，何愁不兴？”然而，张謇对日本的学习借鉴，不仅是“长技”（技术层面），而是包括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甲午战败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过时，现在必须“体”和“用”一起向西方及已经“西华”了的日本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学西方和日本的“体”更为重要。这反映了张謇与时俱进的过人之处，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张謇随着经商参政阅历的拓展，以及对甲午战败和中国现状反思的深化，越发认识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快速崛起，全面强盛，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他在1903年访日时，重逢二十年前在朝鲜相识并与之尽力周旋的日本前驻朝鲜公使竹添嘉纳，面对这位当年的故交和对手，张謇对中日两国局势的反转变化感慨万千：“岁月骎骎已二十年，彼时余方三十。马山水原，行军之旌旗；南坛汉城，驻节之幕府；闭目凝视，犹若见之。而国势反复，殆如麻姑三见东海为桑田矣，可胜慨哉！”张謇最为感叹的是，当年中日在朝鲜的交锋，中国明显占上风，而不过短短的二十年，中国已不能与日本同日而语！如何通过“仿日”而超日、制日，是张謇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执着追求。

张謇认为，日本的先进、取胜和中国的落后、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因而“仿日”，应该也应是多方面、全方位的。首先，应在政治上“仿日”。与一般人就事论事、就强国谈强国不同，张謇充分认识到，政治建设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大计，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兴旺发达，就是首先在政治上变革“维新”。中国非如此，也不能繁荣昌盛。1903年，张謇对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访问，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学习日本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具体路径。他认为日本崛起的根本原因是，“自维新变法之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幕力追，其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张謇最羡慕日本的，认为中国最应该学习日本的，就是通过政治变革实现“上定方针，下明大义”的良好政治生态。

实际上，张謇政治改良的仿效对象一直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在访日前的1901年，就比较借鉴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帮助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了上奏朝廷的政治改革纲领——《变法平议》。其中，在政治上模仿借鉴日本的内容就有：置议政院；总理衙门仿日本外务省；府州县原属官仿日本例明定权限，长官任群僚属，广取各学科人才且学且仕，且仕且学；优官吏俸禄；设府县议会等。访日归来后，他更是看清了日本进步的根本所在，以及中国落后的病根所在，全力以赴推动政治体制变革。

所谓“立宪”，实际上就是通过宪法和法律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运作，保障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从而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当时的“立宪”主要指君主立宪，即在尊重君主为国家代表者的前提下，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同样是君主立宪，又分为两种同中有异的模式，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协定立宪”，偏重于协商、制衡、分权；一种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钦定立宪”，偏重于权力向君主倾斜，而责任向内阁和公民倾斜。张謇等中国立宪派，主张兼采各国之长，而重点学习日本。“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五州变法之速，无逾日本者。彼变法之人，皆有行法、立法之权者也；然尚二十年而小成，三十年而大效。”

张謇在以仿效日本为主的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其一，介绍、普及立宪的知识和理论。张謇1903年考察日本一回国，便组织编辑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籍，并以“序言”等形式，对所译编的书稿进行深入浅出的评价。他在《日本议会史》序言中，一方面精辟阐明立宪的意义及政治权利与政治组织的配套建设问题，一方面详细叙述了日本立宪改革从大定国是政分三部，到设议院、召开府县会议和国会、改行内阁制的整个过程。张謇对这类书的编印发送相当看重，他曾致函密友赵凤昌表示：“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謇。”随后，他将书呈送给兵部侍郎铁良等王公大臣，还让赵凤昌设法送入内宫十余本，连慈禧太后也看到了，并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其二，建言献策，鼓动立宪。张謇在1904年3月，应两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之邀，专门去江宁商讨立宪事宜。经过与汤寿潜、赵凤昌等人半个多月的潜心起草，数易其稿，终于为两督拟就“请立宪奏稿”。该奏稿的核心内容是请求“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之誓，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与此同时，他还主动与绝交二十多年的袁世凯恢复联系，建议他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恒等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1905年，当“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伤毙送行者十余人”时，他即著文论革命与立宪问题，认为与其暴力革命，“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

其三，成立宪法会和预备立宪公会。清廷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张謇先是游说端方、戴洪慈等重臣，成立着重从理论学术上研讨立宪的“宪法会”，随后便与郑孝胥等人谋划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具有政治结社性质的立宪政团——“预备立宪公会”。公会成立之后，通过发行报刊、开办法政讲习所、训练立宪人才等方式，有组织地宣传和推动立宪，特别是还领导组织了声势浩大、深具历史意义的速开国会请愿活动。

其四，成立江苏咨议局，示范引领各省“议会”。张謇从1908年6月开始筹建江苏咨议局，于1909年3月正式成立，他亲任议长。咨议局虽然只是一个不具立法权的“准议会”机构，仅以“钦遵谕旨，为各省争取舆论之地，以指陈本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但是，咨议局这个新型政治机构，可以使社会各界，特别是立宪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政议政的机会，并推动政治生态的改进。正如张謇在江苏首届咨议局闭幕式上所言：“举数千年未有之创局，竟能和平正大，卓然成一届议会，官长与人民毫无龃龉痕迹，上下交尽，谁谓吾国人程度不及，此为各省所略同。”张謇不仅在咨议局的运行模式上尽量模仿日本地方议会，就连咨议局大楼也是派自己的学生孙支厦去看了日本的国会大厦后仿建的（这座具有明显的日本明治时期风格的建筑现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江苏咨议局不仅成立早，而且在履行职责、发挥功能方面，特别是在反映民意、维护民权、监督政府方面，对全国各省咨议局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而为整个立宪运动作出了独特贡献。

五是组织领导早开国会请愿运动，推进立宪进展步伐加快。根据日本等国的经验，国会和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内阁是立宪政体中的基础性架构，因而争取早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就成了早日立宪的重要步骤。为了促使清廷尽早召开国会，迈开立宪的标志性和实质性步伐，张謇因势利导，以预备立宪公会为平台，以江苏咨议局为带领者，连续发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请愿活动。第一次，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于1909年11月齐聚上海，以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名义组成代表团赴京请愿。代表出发时，张謇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旨阙上书序》，还连夜改定了请愿活动的纲领性文件《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的意见书》。后来，针对清廷“酬画即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统画一”的托词，他又针锋相对的指出：“夫有国会然后可以举行宪政，无国会则所谓筹备皆空言。”“中国亟宜择民间之优秀者许其参政。其多数之国民，一面普及之以教育，一面陶熔之以政治，庶几并行而不悖。若坐等人民程度之划一，而始开国会，是无其时。”

1910年2月，江苏咨议局牵头，组织了声势更大的第二次早开国会请愿活动。全国十个团体和一百五十多个入京请愿代表向督察院呈递了请愿书。但一意孤行的清朝政府仍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求，并严加训诫，“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对此，张謇等立宪派不屈不挠，又在当年9月组织了力度更大的第三次请愿活动。他们利用中央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的机会，四处游说，里应外合，居然促使资政局一致通过了关于早开国会的议案。清廷十分无奈，不得不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允诺先行组织内阁。

国会请愿运动尽管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无疑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专制统治者竟然就召开国会问题破天荒收回成命，发布新令，既说明立宪势在必行，又表明其统治权威已根本动摇。像张謇这样的社会精英（包括知名士绅和开明官僚）与社会民间力量联手抗争，标志中国政治正向现代转型。由此，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政治形态开始萌芽，看似不可撼动的封建专制体制被撕开了一道裂口。显然，已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政治意识的张謇等人，在践行宪政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一步。在张謇看来，立宪是安邦治国的根本途径。“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于颠覆眩乱者也。”他认为，中国若能像日本那样沿着立宪变革的道路走下去，就能以和平改良的方式，消除种种“病根”，使中国变成像日本那样的强国。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张謇们的意愿行事，辛亥年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轰垮了不可救药的清王朝，也粉碎了张謇们的君主立宪梦。然而，立宪派毕竟有意无意地为革命创造了一定的思想和社会条件。他们使政治变革的思想深入人心，动员和组织了多种社会力量冲击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破冰之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既与立宪派的政见不同，又借助了立宪派的所作所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清王朝是被革命派和立宪派联手推翻的。正因如此，辛亥革命不久，张謇便很快由主张君主立宪转向了赞成民主共和。

在推进全国性的立宪运动的同时，张謇还在家乡南通认真搞起了与立宪相辅相成的地方自治。所谓的地方自治，是指发端于英德而盛行于日本的一种治理模式，它注重地方分权和民主参与，以调动地方和民众的积极性，发展地方事业，是政治制度转型和变革的必然趋势。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与立宪宪政理念一脉相承。张謇甚至认为，“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因此，早在1901年，张謇就在《变法平议》中，极力主张仿行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设府县议会”，重点在州县推行地方自治。1905年后，随着清政府倡导地方自治政策逐步明朗，张謇乘势而为，在南通大张旗鼓、紧锣密鼓地推行地方自治。1908年，他在筹办江苏咨议局的同时，在南通创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议会”——通州议事会，并破天荒地代表当地士绅民众行使了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责，主导了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和建设。

张謇在经济方面的“仿日”，除了有一系列思想主张外，更注重的是自身的实践及在中国的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他在1903年访日回国后，急切而全面地将“仿日”思想主张融入到对日本比、学、赶、超的行动中。

所谓“比”，就是对照日本，比差距、找原因。就拿农垦业来说，张謇通过对日本北海道开垦状况的细心深入的考察研究，再对比当时自己刚刚起步的垦牧事业，看到了明显的差距和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日本规定垦熟之地超过二十年才征收国家税，垦区初成时，仅征收少量的地方税，而且主要用于当地办学校等公共事业，而在中国的垦区，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令人不堪承受。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张謇看到，真驹内种育场于明治十年仿美创办，“马为最良，皆美产”，“刈牧草刈具，亦美制”。乳制场负责人专门赴美国高价选购良种奶牛，专制高级鲜奶。农场及农园试验场，“农具、牛种、果品用美洲者多。黄牛有大于华产小种一倍者，乳房尤宽”。重谷木拭工场的木材切割加工机械均为欧洲进口，而所生产的优秀木材加工品大多销往欧洲。这些，对于闭塞落后的中国垦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事。

在日本，具有垦区特色、帮助垦区培育人才的学校办学成效显著。张謇在平岸参观的一所公立单级小学，校园不大，校舍不多，但教育有方，“课程有文部颁行之令，教科有地方自编之书（地理、历史皆就札幌言之），报告有式，稽查有法，补助有官，其教育之广被宜矣。”当地学校学生可半年上学半年农耕，学费极低。垦区还根据培养当地实用人才的需要，设立了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职业学校。这正是张謇向往而又远未实现的以实业兴教育、以教育助实业的美好模式。

在垦区的交通等公共设施方面，日本垦区除了铁路和乡村公路众多外，河运亦较为便捷，常有汽船运行。张謇对比自己的家乡一带的长江流域内河，虽然自然条件好，但却不能有效开发，深为不满，“唯有之而不自殖，殊不可解耳。”有意思的是，张謇不仅将中日垦区对比，还通过自己在东北分别乘坐由日本和俄国管理的火车的经历，得出了俄国不如日本的结论。他在日记上写道：“去长春，由南满铁道。……市廛居民下及劳力无非日人，其车中管理整洁，细崽颇勤顺。”后来又乘坐了由俄国人管理的火车，“夜九时赴东清车去哈尔滨，管车无法，俄不若日之征一。”

张謇通过比较，不仅看到了中日两国农垦业等方面的差距，更看到了差距背后的原因。总的来说，就是日本的经济政策适宜、营商环境优良、规划配套合理、政府积极作为。

所谓“学”，就是在正视差距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学习日本、仿效日本，以日本为师、为示范。张謇追赶日本的紧迫感特别强，他从日本考察一回来，便着手全面推进自己的垦牧事业。他在回国后的第十天，便“乘小车至公司”，现场筹划农垦事宜，决定快速修建垦区的第一堤东钝角。随后几天，连续在垦区各堤工地上视察督办。同时，借鉴日本北海道农垦经验，对垦区进行全面规划，一面尝试“大农法”，着力提高垦牧业整体发展水平，一面完善交通、教育等配套设施。他还将两淮垦区的产业整体规划，形成完整的“大农、大工、大商”产业体系，并根据产业区域配置和进一步发展需要，将原有城镇和新兴盐垦区城镇整合，共同构成了较为发达的城镇体系。实际上，如今南通的城镇布局和交通线路设置，均与当年垦区的生产生活和货物运输格局相承续。

张謇对日本的学习态度是持续的，直到1910年6月，他在代表江苏咨议局对日本实业团访华致欢迎词时，还表示：“异日江苏人民究心于实业者，倘赴贵国考察，良睹承教于诸君子者，安有既极？”

所谓“赶”，就是为了缩小与日本的差距及至相等，而追赶，而赶着干。张謇访日归国后，即宣布“试仿日本盐田”，拟定整顿盐业章程，并与罗振玉等人另行建立同泰盐业公司，接办吕四旺长发等盐场，改革用工计酬制度，革新生产技术。他在1908年还曾回顾道，为了学习日本盐场经验，“謇在日本闻讯，即挈一皮包，与王君惕斋遍访盐田在所，乘汽车更迭上下，走六昼夜，归告发起人。发起人公推謇为经理，乃为延日人仿造盐田，租垦牧公司海滩地，规划筑堤开渠，辟试验场一百二十亩。”“东法改良盐，色白味佳，足抵川私，合销鄂岸。”

比照日本的经验，张謇更加深信，实业是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础，而工业则是各类实业的重中之重，必须一着不让地抓紧抓好。于是，他在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天，便与当时实际主管大生纱厂事务的三兄张詧认真商讨企业管理经营问题。当年，大生顶住外国洋纱倾销的压力，在国内纱厂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获纯利三十四万两，并扩充纱锭两万多枚。当时大生纱厂的规模和产品质量，足以与日本一流纺纱厂相抗衡。

所谓“超”，就是在追赶的基础上超越日本，至少与之并驾齐驱。这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可能。但张謇经过分析比较后，却认为完全有可能，而且只要中国官、民两方面同时有效发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赶超目标。他在离开北海道的当天晚上，以“札幌”为题赋诗一首抒情言志。诗的上半首：“四远三围扎幌皋，荒荒草木万毫毛。轩眉未觉东邻富，举首还看北斗高。”重在说明，中国（北斗）未必不如日本（东邻），关键是要积极有为，奋发图强。诗的下半首：“郑军榱崩终惧压，幼安庐在未容逃。生平倒海倾河意，说向中原换结髦。”表达了张謇要担起责任奋起直追，与日本一比高下的志向。

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事隔没几年，张謇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大踏步迈进，使自身的事业赶上或超过了日本水平。1910年，也就是他访日的7年后，南通垦区已呈现出可与日本比肩的现代面貌。“各堤之内，栖人有屋，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塗梁，若一小世界矣”。垦区棉产品还在南阳劝业会上获优等奖。当时，大生纱厂的规模、水平、效益都跻身于国内外纺织业的先进行列，就连外国工程师也惊叹，“这里的纺织机比曼彻斯特（英国纺织名城）还要密集。”大生系统的一系列现代企业的接连兴起，以及大生纱厂所在地唐家闸的快速崛起，令国内外瞩目，造访的日本著名记者上冢司同样惊叹，“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也刊文称赞南通：“此等事业之光彩，诚可与欧美相颉颃，若求诸纯东西之内地，实可惊异。”笔者曾在2006年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称：“张謇在家乡南通进行前后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显然当时的南通，已可与日本的一般城市相提并论。

张謇对日本的比、学、赶、超的逻辑是清晰的，即：“比”是起始，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学”是重点和关键，只有认真有效的学习，才能取其长，补其短，使自己提升进步；“赶”是初步目标和基本过程，只有不断的追赶，才能体现“比”和学的价值和意义；“超”是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只有超越了，才能反映出“仿日”的追求和成效，从而真正一劳永逸地“制日”，并实现自立自强的根本目的。同时，中日关系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最终“超日”的基础上，就可以与日本平等友好相处，从而做到“友日”。

说到张謇在经济上的“仿日”主张，还需谈及他对日本企业家的看法，特别是对日本企业家代表性人物涩泽荣一的态度。众所周知，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一个国家的经济好坏往往由企业家的优劣所决定，张謇对于发达国家日本的企业家，总体上是十分认可的，并着意学习他们身上的许多长处，以提升自己的企业和事业。

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近代企业家之父，张謇虽然与他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且书信来往不断，经常互动。1922年，当大生集团面临困境时，张謇首先派人去日本向涩泽荣一求助，希望向其借债解困。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謇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两人的友谊和互相钦佩却存在始终。1923年，张謇委托受命于涩泽荣一等日本财团大佬来南通考察的驹井德三，向涩泽荣一赠送了由他亲笔题字的老子画幅及其他纪念品。涩泽荣一回信表示，“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再一次表示深深的谢意。”他还在信中提及自己“自少年起，对汉学兴趣颇深，尤其爱读《论语》，以此为处世信条。”1926年8月24日，张謇去世，涩泽荣一第一时间发送唁电，还多次向媒体公开表示对张謇的敬重和怀念。涩泽荣一所代表的现代东亚企业家精神，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吸收西方企业家精神，即市场观念、契约精神、竞争志向，赢利追求、创新意识、管理理性等，张謇对之很推崇，并一直仿效践行。

关于企业家精神中的义利观，张謇与涩泽荣一特别契合。涩泽主张要“以仁义道德、公正之理为本”，统驭追逐利润的企业经营，“努力确立义理合一的信念”。具体来说，他一生奉行的就是“论语加算盘”的理念。所谓“论语”，就是讲仁义道德，所谓“算盘”，就是讲经济效益。笔者曾于本世纪初，与涩泽百年前创办的日本最大造纸企业——日本制纸株式会社社长铃木正一郎，就该企业在南通投资办厂商谈，当笔者谈到对造纸厂有可能污染环境的担心时，该社长除了从科学技术上论证工厂的环保已超过了世界上的最好规定指标，还强调其企业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创始人涩泽的“论语加算盘”的理念，表示绝不会做见利忘义、因想赚钱而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事。这使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无独有偶，张謇也主张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以义为重，“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实际上，他们都是“言商仍向儒”的道德大家，经商大家。

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所以惺惺相惜，除了企业家精神和报国理念较为一致外，两人的人生经历和在各自国度里的影响力也大致相同。张謇出生于农村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涩泽出生于武士归农的豪农家庭。张謇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涩泽幼年即以汉籍发蒙，陆续通读《孝经》、《小学》、《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后又接受日本中产家庭求施的“素养注入教育”。后来，张謇和涩泽都曾参政从政，但最终都弃官经商。张謇的最高官职是工商实业总长，涩泽的最高官职是大藏省少辅事务次官。张謇在中国创立了许多“第一”，涩泽则在日本先后创办了许多日本“第一”，包括“第一国立银行”，“王子制纸会社”、“大阪纺织公司”、“东洋汽船会社”、“日本铁道会社”等。两人都成了本国近代的“实业之父”，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巨。

除了政治经济以外，张謇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仿日”主张和实践也很丰富。他认为，“教育是日本最成功的方面”，因而也就成了他学习模仿的重中之重。他1903年去日本时，走访调研了日本的35所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几乎无所不包。而且，他考察的十分细致深入，小到教具的选用、课桌的高低，大到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以及学校校训、课程设计、校园建造等，他均予以细细考问，反复琢磨。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考察成果融汇贯通，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促进自身的教育实践。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叙述一下张謇于1903年访问日本时的具体情况和观感，因为这最能集中表现张謇学习仿效日本的态度。

根据张謇《癸卯东游日记》记载，张謇于1903年5月22日登日本船博爱丸号，从上海出发至日本，开始为期70天的访日之旅。张謇一行抵达日本的第一个城市是长崎。在仅仅逗留的一天时间内，他们考察了教育、商业、交通和市政等个多个项目。张謇还专门去了《马关条约》的签订地春帆楼，并留诗一首：“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长崎是日本在闭关锁国期间，唯一保留与中国和荷兰进行商品贸易的城市，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受西方文化科技的影响较早。张謇考察了设在东明山寺的私立鹤鸣女子学校，对其学生专心学习的精神面貌颇为赞赏：“见客略一定瞬习业如故。”他还考察了刚建新校舍的伊良村寻常小学校，重点了解学校用地、建造费用、年度预算、教员薪资、学生费用，以及教室的光线、设施等情况，并与自己所创办的学校进行对比，便于回国后取长补短。

结束十分紧张饱满的长崎一日行后，张謇登上前往神户的航船，经过濑户内海时，“所见岛屿，星罗棋布，斜日掩映林木间，浓苍碧翠，下澈波底”，美好的自然景象，令他十分赞赏。

张謇在神户也仅停留了一天，先是会见华商，后是参观水族馆，这对他回国的办会展、博物院、图书馆等普及公众教育的公益事业很有启发。

随后，张謇来到了访日的重点城市大阪。该市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曾经是日本的千年古都，张謇访日的缘由就是应邀到大阪参观劝业博览会。这里有张謇急需学习参考的现代工业、商业、教育、文化等实施，因此他对这座城市最为关注，在多次往返中，总共逗留了22天。他访问了大阪府、三十四银行、大阪朝日新闻社、幼儿园至大学等各类学校和工厂、港口等单位。他还广泛接触政界、学界、企业界、新闻界人士，深入了解日本各方面情况。

张謇先后6次参访大阪劝业博览会。首日参访时，他对机械、教育馆中由学生们制作的展品夸奖有加，对中国的参展陈列颇为不满“中国六省彼此不相伴，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这使他萌生了日后在南通借鉴日本经验，有效推进教育和博览业发展的意向。

张謇第二次去博览会，重点考察了农林馆。由于他在南通的垦牧事业正在推进之中，他对日本的农林垦牧情况特别关注，察询、记录的特别仔细。他在对比分析中，首先看出日本所产“赤豆、黄豆、大小麦有大倍于华产者。”其次，他详细观看、研究了北海道的开垦图，并与自己的通海垦牧公司的规划和建设做对比，思考回去后如何学习和追赶日本的垦牧业。他对北海道垦牧业的开创者黑田清隆、伊达邦成“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很佩服，同时也羡慕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帮助，感慨自己创业中的艰难和无助。他甚至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的农垦业及其各行各业得不到正常发展，“抉其病根，权位昏庸者当之。”这也是他日后积极参与中国政治改革，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动因。

后来，张謇又参观了工业馆和通运管。在工业馆，他特别关注与南通产业关系密切的针织、制蔑、织席、制面、榨油、炼糖等行业，认为其针织业和制蔑最好。他很羡慕从事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所需启动资金少，一旦筹得便可迅速投产见效。由此，他萌发了回南通创办工业职业学校，以促进奖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想法。“若得十万元，可试办一工业实习学校，十年后进步不可限量也。”

其实，张謇真正佩服的还是日本民众和政府的与世界竞争文明的进取精神。他在参观了大阪的玻璃厂后得出结论：日本发展工业有“地少谷贵”、交通不便、人工成本高、获利难等不利因素，“而言工业者犹务进不已”。而且，“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这统统是因为“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克服许多不利因素，使工业产品“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对比中国而言，其兴办工业的有利条件比日本多，包括“原料繁富”、“谷足工廉”等，关键在于政府能否真正实施“通商惠工”的政策，“以予为取”。在参观了造币局后，张謇更是感慨不已：“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归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幕力追，其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

在通运馆，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航运理念的张謇，对环球航线标本和国土模型最感兴趣，驻足良久，反复探究。回国后，他积极兴办了内河航运和海洋渔业企业，若干年后，他还筹划与比利时、法国等国合作，成立跨国航运大公司，开辟东南亚沿海国际航线。

“父教育，母实业”是张謇坚守和践行一生的理想追求，1903年他东游日本时，正是他在实业初见成效的基础上全力谋划兴办教育事业的重要时刻。因此，考察日本的教育，自然成了他日本之行的重中之重。在教育比较发达和学校门类比较齐全的大阪，张謇几乎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各学校教育的考察。结合他在南通已经创办和准备创办的学校情况，他最希望了解的是小学校、旧学校、地方学校、历史不长的学校、办学经费来自民间自筹的学校的办学经验，这些正是他在南通办学过程中迫切需要借鉴吸取的内容。当然，与南通教育事业密切相关的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医学校，也是张謇在大阪的重点考察对象。

在考察过程中，大阪市小学校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使张謇印象深、触动大。这个纪念大会由大阪市教育会主办，有4万名来自各个小学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大会。张謇应邀参加了大会，并认真考察了会场内与活动程序相关的布置和安排。当天正值风雨交加，但小学生们依然在露天操场上，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奏军乐、接受皇太子视察、聆听大阪教育会会长讲话等各种议程。张謇为日本小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所感动，为日本在短短三十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教育成效而震惊，为日本学校因重视体育而使学生体魄强健而赞佩。他回南通后下决心以20至30年为期构筑南通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并在学校教育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德育和体育教育。他还建立了南通第一、第二公共体育场，为学生和市民提供体育锻炼和举办运动会大型活动场所。

张謇历来认为，对于经济贫穷、教育薄弱的中国基层城乡来说，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推广是当务之急，因而对小学和幼儿园的考察成了他在大阪教育考察的重点。他在爱日小学，一面详细考察了校舍、教室、教员配备、学生编班、课程设置等情况，一面旁听观摩了算术、英文、音乐、体育等课程，并做了细致的记录，其中许多见闻，都成了他后来在南通办学的仿效内容。

参观完爱日小学后，张謇又来到了爱珠幼稚园。张謇不仅对该园和整个日本幼稚园的情况予以考察研究，还决定聘请日本保姆教员去南通兴办幼稚园。第二天，张謇考察了大阪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稚园。《朝日新闻》对此做了报道：“详细的考察包括对桌椅的尺寸一一测量。另外，对女子师范生的体操及宿舍生活等也也有很感兴趣的样子。对幼稚园儿童的汽车游戏和积木玩具等，驻足观看。”

接着，张謇又考察了大阪府立农学校，6月11日《朝日新闻》做了报道：“会见了校长井原百介氏。张氏说明了为利于现在通州从事开垦事业做参考，希望得到特别指导的来意。校长以最恳切的态度回答了种种提问，并根据学校创设以来的各种年度统计表，对经费、办学成绩、学生毕业后的能力等做了详细的说明。随后，张氏参观了试验场、苗圃、学生试验田，以及兽医科农具标本室等。”

随后，张謇在日本的古都京都逗留了两天，重点考察了琵琶湖疏水工程和盲哑学校（盲哑院）。琵琶湖疏水工程是集水利、航运、发电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水电项目，包含对京都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日本最早的水力发电所。张謇在蹴上水力发电厂参观时，详细记录了供水量、水电供电量及所占比例等具体数据。他还认真察看了运用美国技术建造的“船溜”，即保持舟运通畅的有轨倾斜式输送设备，表示如果在通州也能安装这样的设备，将大大促进内河航运。

在京都盲哑院考察时，张謇详细了解了盲哑人的特殊培养内容和方法，以及教师配置等情况。张謇对把“无用之人”培养成“有用之人”极为赞赏。他对表现好的学生当场给予奖励，并捐款资助盲哑院。他在这时萌生了在中国也要兴办这样的特种教育的想法。若干年后，他果然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创设的盲哑学校。

张謇对日本当代首都东京的考察还是偏重于教育，包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和幼稚园、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宏文学校和成城学校等。这对他后来在南通兴办教育都很有启发和借鉴作用。而对他触动最大的，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及其校长手岛精一。该校的前身是创办于1881年的东京职工学校，其办学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制造现场及工业教育的指导者，现为东京工业大学，办学目标是“建成为世界顶尖之理工系综合大学”，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国际领导者”和“形成不断进化的创造性教育”。

张謇在考察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时，与校长手岛精一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手岛精一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被称为日本“工业教育的慈父”。他也是一名学贯日西、融通日西的大学问家。他1870年去美国留学，在岩仓使节团访美时，随行做翻译，一直跟随至欧洲，最终在英国完成学业。1874年回国后，手岛担任东京开城学校（东京大学前身）监事。1881年任教育博物馆馆长，借鉴西方经验，开启民众的启蒙教育。1886年发表《实业教育论》，为日本近代实业教育奠定理论基础。他强调实业教育作为“殖产兴业”基本依托的重要性，创立了“小学校的工业教育理论”、“女子职业教育论”、“工业补习教育论”等一系列工业教育理论，阐明了“手脑并用”、“服务社会”、“做与学合一”、“教育与产业相结合”等现代教育思想。

张謇与手岛精一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手岛精一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张謇的职业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其创办工业学校、徒弟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的实践经验，对张謇启发很多。张謇回南通后，于1905年创办了唐闸私立实验小学和通海五属学务公所，1906年创办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和通州公立女子学校，1907年创办劝学所和教育会，1912年创办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14年创办女工传习所和通俗教育社。

张謇访日的另一重点是北海道和札幌的垦牧业，笔者曾在2023年2月由南通大学主办的“张謇东游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日籍华人农民给张謇的刺激”的主旨演讲，可供参考。

综上所述，张謇的“仿日”，即学习日本，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学习是全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而在每个领域中又涉及到各种细分内容。其二，学习是深入的，不仅学面上的东西，还学深层次的东西，包括理念、制度等，不仅学“用”，也学“体”。其三，学习结合中国实际与中国国情融会贯通，不是简单盲目的照抄照搬。其四，学习贵在运用，重在实践，以实际行动体现真学真干。其五，学习最终目的是为了赶超，是为了使中国成为先进富强的国家，而不是永远跟在后面仿效攀爬。

（本文系根据2025年7月5日，由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张謇企业家学院主办的“张謇‘癸卯东游’研学活动暨学术沙龙”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罗一民《张謇与日本》的主旨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