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与创生：张謇的教育现代化文化立场与民生视角

发表时间：2026-03-06 15:52作者：陈炜来源：《教育学展望》

作者陈炜系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本文发表于《教育学展望》2025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26年第1期全文转载。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历经逾百年的曲折发展历程,近年来学术界运用现代化理论对此展开的研究持续深化,成果丰硕。探究中国教育现代化,需要研究国人追求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作为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堪称中国教育最富有改革力度的重要人物,在积极接纳现代性的同时,又坚守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张謇为个案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在当今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秉持何种立场来审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从而为推进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一、“本旧说而参新法”[1]:兼容整合的文化立场
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被西方文明冲击而分崩离析的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仁人志士走上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之路,于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拉开了帷幕。中国的早期教育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先行者”的教育模式进行模仿、移植而获得教育现代性的过程。正是在外来模式与本国传统的不断调适中,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先驱者之一的张謇,选择了自己认定的道路,他既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明,创办新式教育;同时,他又在推动教育现代转型时,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继承,即他所说的“本旧说而参新法”。张謇先后在南通及周边地区创办小学344所,中学及各类职业、实业、特殊学校几十所,高等学校3所,以及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气象台和图书馆、体育场、更俗剧场、公园等众多现代社会教育机构,使近代南通地区形成了层次齐全、类型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以教育和实业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将南通这个原本封建落后的江北小城,建设成为近代中国的“模范城市”,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应邀考察南通,给出“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地也”[2]的美誉。
不可否认,张謇在南通进行的教育现代化实践,其开创的教育、实业等各项事业,来自对西方和日本这些现代化先行者的学习和模仿。但他学习和模仿的目的,一直着眼于自身,一开始就具有扎根中国大地,以“他”说“我”、以“我”说“他”的理性自觉。张謇的教育现代化的立场可以用守本创新来概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本旧说而参新法”。
(一)“本旧说”:优秀教育传统的赓续与转化
1901年,张謇在其重要文献《变法评议》中阐述了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他说:“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3]他一方面强调“变”“法不可不变”,另一方面又强调“道不可变”,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坚守中国立场,这也可以看作张謇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本旧说而参新法”容易使人想到“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中国传统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张之洞提出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倡导对西学要“知通”,同时力主把“知通”和中国传统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两者相互补充,形成了他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西用”沿用的是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世界上每样东西,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具体形式,因此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分的。形成的一对概念范畴是“道”和“器”,或者“体”和“用”。然而张之洞的“体”是以传统经学中的“礼”为核心,“用”是指现代西方科技、工业和一些制度形式,这两者是不能互为表里的。在当时的体用之争中,张謇认为《劝学篇》“本旨专持新旧之平”,并非“全是康说”的“助新”之说。[4] 张謇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学说是有好感的,但他理解的“体”,与张之洞强调的主要是汉代以后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的“体”不同。张謇所谓的“道”的文化源头,直接来源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张謇认为不可变的“道”,可以说就是“惟尧则之”的“天”。《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5]“道”是社会、人与万物生成的本源和基本准则,“道”之于人,便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论语·宪问》中,孔子在答子路问君子时指出“修己以安人”,进而“修己以安百姓”,张謇认为教育“始于欲人之所以成为人”[6] ,这就是张謇认为不可变的“道”,“教之所成,使人可康乐,可和亲,可安平” [7] 。张謇的教育立场正是对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继承。张謇在南通兴办新式教育,既是对传统教育的突破,也是对教育传统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优秀精神的回归。下面我们通过张謇办学实践的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性习论”与环境育人思想的实践
“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将“性”与“习”联系起来思考,揭示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辩证关系。显然,“性相近,习相远”表明,人性可以改变。孔子和其他先秦儒家持人性可变的观点,强调了教育改变人性的功能。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不同,孔子不言善恶,但言远近。张謇接受了人性可变的思想,认为“学生犹水在盂,盂圆则圆,盂方则方;犹土在陶,陶瓦则瓦,陶器则器”[8]。他在《师范附属小学廿周纪念演说》中告诫教师:“小学生尤苗也,小学校尤苗圃也,陪护径寸之茎,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也。……小学生未有教而不能者,惟必须教之以其道,乃不误入歧途耳。”[9]
孔子的性习论和他的“学而知之”是紧密联系的,强调的是“习”与“学”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启示改善教育条件,改变社会风俗习惯以及改良政治,有利于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地发展。孔子的性习论这一命题中蕴含着环境(包括教育环境)使“性”的发展潜能变为现实,以及决定人发展的方向、速度、水平以及个体差异的原理。《里仁》篇中孔子主张“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10]。《阳货》中孔子赞子游以“乐”治武城,均体现了孔子环境育人的思想。
张謇深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深得孔子性习论思想要旨。他在推进南通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创造和利用环境的积极因素,遏制和转化消极因素,从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引导、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以现代性的文化符号教育启智民众。在他创办的学校中,许多是由原来的寺庙、祠堂改造而成,他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变成了现代文化符号。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现代文化设施之一,成为南通现代文明的标志。张謇将中国最早的气象台——军山气象台建在山上,“通城及东乡民众,远望军山有台,亦可提高重视天气预报的观念”[11],足见张謇在建台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同时,不忘民众现代科学意识的养成。张謇还在南通构建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改变了传统中国的城市风貌,重构了现代城市空间。他以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文化标志,塑造了社会教育空间的现代文化形态,影响教育了民众[12]。
2.“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现代彰显
从先秦时代孔子开创的全民教育思想,到我国近代教育民主化运动的形成,中国教育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是和儒家将“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密切结合分不开的。
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打破了由贵族垄断受教育权利的不合理制度,树立并实践了普及教育的理念,建立了人人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观念。
南通的教育早期现代化,和中国近代开办新式教育初以中、高等专科学校为主不同。张謇本着“有教无类”的思想,一生致力于教育的普及,使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除初、高等小学之外,张謇在学前教育方面还办有育婴堂、幼稚园;中等教育方面办有普通中学和各种职业学校;高等教育方面办有纺织、医学、农业等专门学校;成人教育方面办有各种补习学校、夜校;女子教育方面办有女子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等;特殊教育方面办有盲哑学校、僧立学校等;还办有收养流浪人的栖流所、改造失足妇女的济良所等。张謇所经营的教育事业,使男女、老幼、贫富、智愚、残疾、僧俗各色人等,都能受到适性的教育。中国教育传统中“有教无类”的思想,在张謇办学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中影响深远的思想传统,它侧重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造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以便形成一个庞大的受教育者群体,对社会的不同领域产生积极作用。张謇认为:“胥一国之人于一途,势有所不能;别一途以养性之相近者,而成其才,宁有不可?窃独以为初等小学宜溥,视其质之敏而近于文者,识别焉以入高等小学。高等小学即宜略区文实而延其学年为六。文则重国学而植文法之基;质则重理算而植理医农工商之基。中学则文实显区,历四年而径入分科之大学。”[13]这些体现了其鲜明的“因材施教”思想。
“因材施教”落实在教学过程中,则体现了特殊高于普遍的教学法原则。《论语》记载“问政”八章、“问仁”八章、“问孝”四章、“问君子”三章,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同一问题而孔子回答不同,是由于问者的特殊性。
张謇在《南通教育状况序》中指出:“吾闻教育者,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也。人不可无教,故无世、无地、无事可以不教,是为有方。人不同世,世不同地,地不同事,事又各有其不同,执古以例今,执此以例彼,执甲以例乙,则扞格而不入,龃龉而不容,水火而不亲。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是则无方。教聋不可以管龠,教瞽不可以文章,教童子不可以乌获,必因其所能明而益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是为法,是有法。或举一即悟三焉,或兼两而始见一焉,或因负始觉正,因权而反经焉,恶乎非法,恶乎非非法,是则无法。吾茹此说于心,并吾之世有可以说者焉,及吾之生有可为行者焉,不敢知也。”[14] 张謇的这段话,充满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色彩,蕴含了丰富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显然是和现代教育中的民主、公平、“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思想以及注重人个性培养的思想相融相通的。
“性相近,习相远”“里仁为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教育传统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优秀精神,尚属达成目的的手段,张謇坚守的中华优秀传统更有“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终极目标,这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进行论述。
(二)“参新法”:世界先进文明的理性借鉴
张謇从自身的经验、学识和所持的立场出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发现“切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且骎骎为文明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15]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文明的价值,主张中国开办新式教育,应向西方学习,但不能盲目跟风,要探其究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辨别国情的需要。他在1901年撰写的《变法平议》中指出:“东西各国,学校如林,析其专家,无虑百数,前导后继,推求益精。但能择善而从,皆足资我师法。”[16] 张謇是清末状元,一个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却保持了极为开放的积极心态,一生致力于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积极创办新式教育。
庞朴的文化结构分层学说[17],经过理论界不断修正,最后形成“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结构三层次学说,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领域,广泛地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投射“物质、制度、精神”这三个层面,可以构成教育现代化中国视角的三个分析维度。“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包括所有的设备设施和技术等条件在内的、除人力资源之外的一切教育资源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则包括了教育法律法规、政策规划、体制机制、教育组织机构等方面的现代化;而精神层面,则包含了知识、道德、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18]。我们来看张謇如何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三个维度,吸收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要素进行教育现代化变革的。
1.精神层面:教育观、内容与方法的革新
对于教育观,张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认识到,“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19]他抛弃传统教育中“学而优则仕”、培养“君子”“贤人”的教育观,倡导全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从而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对于教育内容,他斥责传统教育中以尊儒读经为主的空疏无用,学习西方文明,开设反映先进科学文化的课程。如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法政、西洋史、中国史、地理、伦理、教育、教授法、修身、算术、数学、理化、图画、手工、英文、日语、国文、博物、体操、教育实习等;纺织专门学校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工学、电气工学、机织、棉纺学、染色学、工业经济概论、纺织实习等课程,将现代科技引入教学内容,使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等。
张謇谈及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时曾说:“诚以通校课程,均有特异之点在,而师范校为其尤。夫课程之制定,既须适应世界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枘方。”[20]这体现了张謇“洋为中用”的思想。
对于教育方法,他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吸收先进文明的成果,创办的许多学校都采用了当时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如实习、见习、实验等。在教育方法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謇对单级教授法和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的推广。单级教授法是由一位老师在同一课堂内同时教授不同年级、不同课程的学生,适用于单级小学校,这是张謇根据当时的教育发展状况,从日本学来的。赫尔巴特由五个相互联结的教学过程构成,即:预备、提示、联系、总结、运用,对学生实行启发式教育,通州师范引进和试验了这种教育方法。《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有一段关于通州师范推行“五段法”教学的回忆:“在初期(1908年以前,引者注)‘五段法’仅仅在讲义中或口头谈话中推行,小学里很少出现”,但“在1903年由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实验小学里,‘五段法’是常用的”[21]。现保存的通州师范教师讲义和课堂记录佐证了这一说法,足见张謇对于当时国外先进教育方法的研究和重视。教育观、内容与方法的革新,使南通近代教育体现了现代教育普及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核心要素。
2.制度层面:治理体系与学校管理的现代化
张謇借鉴西方和日本,通过建立“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内容,依托政府和地方自治组织制定教育政策规划,来实现对南通的教育治理。在学校管理制度方面,他一改中国传统教育一段式的弹性学校管理模式,采用移植于西方的现代学制。在新式学校教育中,从初等到中等、高等,从修业年限到学业水平,都被纳入一个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中。这里还包括上课时数,学校采用现代的小时制钟点时间,在南通的新式学校中替代了原来学堂的阴历和时辰。这不但使学校以一种新的时间形式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同时,也使得统一化的学制得以通过精准的时间计算。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张謇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后引进的,以通州师范学校为例,办学之初,学校设总理、监理、司收、司图书仪器、书记各一人;民国后,通州师范学校形成了由校长、监理、斋务主任、教务主任、庶务主任、学监等组成的现代学校管理机构。治理体系与学校管理的变革实现了现代教育的制度化转换。
3.物质层面:教育空间与设施的现代转型
张謇创办新式教育,正值西方科学和民主在中国渗透传播并扩大影响的时期,教育成为传播科学和民主的重要载体。张謇以其创办实业积累的资金,建设装备了大量与西方学校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相匹配的场所、设施和仪器,包括空间设计都成为张謇学习模仿的对象,南通学校空间从单一教室向多功能教育空间转型。如在小学,各校俱有农场或学校园,课余时令学生栽植或灌溉[22],并按教育会规定学校园面积达到五十方步(约6亩)以上。在城镇小学,校园内由学生组织贩卖部、工作部等,“灌输工商业知识”[23]。甚至新建的学校建筑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体现了时代变化。借鉴西方现代文明,学校教育目标、内容、模式、制度和物质空间的变革,成为推动南通早期教育现代化的标志。
张謇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立场,就是“本旧说而参新法”“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守本创新。他坚守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站在中国看世界,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有学者对他的评价是:“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国。察地方之所宜,度我兄弟思虑之所及,财力之所能,以达吾行义之所安。不歆于人之高且达,不慕于外之新且异,不强人以就我,不贬我以就人;不敢畏,不欲画,不敢遽。”[24]张謇对于外来经验的态度是:“彼之法,不必尽合我也,而其善者可师,观其若何而革?其法亦不尽适于我也,其善者亦可师。而不适者亦可资借鉴,盖析而讨之,比之斟之,则我之利病得失,洞洞若鉴,明明若炬,有心可观矣。”[25]
二、“民生本位”: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视角
张謇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视角,跳出了就教育论教育的窠臼,也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精神、制度或物质的某一方面,他沿用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从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社会出发兴办教育。他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他考量教育发展的视角和出发点。
张謇的学术精神是从中国学术传统发展而来的,钱穆曾指出:“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26]中国传统学术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具有会通性、整体性。张謇作为清末状元,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从不追求教育的独立性,始终把教育视为连接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纽带。张謇以“厚生”为目标,以“会通”为原则,重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慈善等事业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促进。他在南通的现代化实践中办实业、辟垦牧、兴水利、筑交通、开医院,均以教育为中心,其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即以改良社会、发展社会为目的。
张謇一生的活动都以民众的生计为关注点。他认为教育是为了“以人文化成天下”,培养人格全面协调发展的人,从而更有效、更切实地实现“天下大治”这一理想。张謇的教育思想有着更多的人文关怀,亦即他所说的“教之所成,使人可康乐,可和亲,可安平”。张謇曾对其好友刘厚生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这就是号称儒者应有的本分。”[27]
“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自《周易》,张謇以此奉为一生创办实业和教育的圭臬。他创办的实业要么以“大生”为名,要么名字中取“大”或“生”一字(见下表)。可见其办实业、办教育之目的和着力之处。
章开沅评价张謇:“他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办地方自治,为的就是四个大字——国计民生。”[28]王敦琴说张謇“大魁天下后,以一介寒儒办实业、教育及各项事业,特别是他以南通为基地并开拓出去,张謇因业而立教,因工而设校,他所创办的蚕桑学校、艺徒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纺织学校、水利学校及各类养成传习所等等,使知识的学习与民生的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9]。这还只论及张謇创办的实业教育。事实上,张謇创办的教育都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旨在践行“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宣称:“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始于教育。”[30]“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31]
张謇对其二十余年在南通兴办教育有个简要回顾:“致教育方面,全县初级小学校,亦已有三百余所。又从全般社会上着眼,为老幼残废、无告之民设计,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平民工厂等相继观成。”[32]他所经营的教育事业,已经达到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
张謇的“民生本位”教育现代化视角表明,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只能是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而不是西化的程度。在生命的视域中,古与今、中与外,没有明确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中国传统学术更关注人的基本问题,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关注人的健全发展,而不单纯是关心外部的物质世界。这样才不至于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方向。关注人的现实生命,应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
三、当代启示:文化整合与民生导向的现代意义
“立场”是个人或团体对于某一事物或问题所持有的观点、态度或倾向性,它反映了个人或团体的主观认知和利益追求。“视角”是观察事物或问题所选择的角度。张謇从民族自身的变革意识和立场出发,从一定的观察角度审时度势、分析研判,合理扬弃、更新超越,在推进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对当今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仍具有深刻启示。
(一)文化抉择:兼容整合与守本创新的永恒价值
多元的选择,并加以实际的变革,张謇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寻找着民族自强之路。张謇推动社会及教育变革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始于欲人之所以为人”,是谓“本旧说”;张謇创办的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借鉴日本和西方,教育机构的组织形式和反映现代科技的知识内容,改变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统一性,是谓“参新法”。张謇“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国。”他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兼容整合、守本创新的文化抉择,可以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借鉴。教育现代化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传统无法割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孔子指出“修己以安人”,进而“修己以安百姓”。“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34]即教育价值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而重在教育的社会意义。然而,中国传统教育最终逐渐背离了先贤们的理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的确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有着相矛盾、相冲突和相对立的一面。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绵延数千年,在深层的心理、观念层面上对中国人产生着持续、极为深刻的影响。随着中国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下土崩瓦解,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已不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于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在19世纪下半叶悄然拉开了帷幕。中国的传统教育,曾经在创造和传承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谁也无法否定,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发展到明清时期已产生众多流弊,到晚清更是积重难返,这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才匮乏、政治腐败、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末政府丧权辱国带来的切肤之痛,促使中国近代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问题是,克服和消除传统的消极影响并不能通过与传统彻底决裂去实现。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现代性始于西方,但现代化的路并不仅有一条,西方也并不具有一元现代性的合理法权。就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来看,西方现代性也有众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本身也需要审查。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浮躁,同样是造成教育的片面发展及学生人格发展欠缺的重要原因。西方现代性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的失落、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等现象,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高度重视,成为优秀教育传统复活的契机。仅仅以西方现代性作为评判教育传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值得怀疑的。
与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遭遇毁灭性的批判打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伴随着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得到重新审视,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再次热了起来。同时,中国正在加紧实现现代化,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举世瞩目。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手段,也受到这种大背景的强烈影响。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教育传统,我们究竟该如何去认识?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中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该如何克服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消极影响,又该如何充分利用传统的积极因素来推进并构建新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教育?
教育现代化是从传统性教育向现代性教育转化的过程,这很容易使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事实上,传统并不总是与现代相矛盾,传统中往往蕴含丰富的现代性因素,有些现代性正是以传统的优良因素为母体才得以产生发展。传统中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成分必须抛弃,但许多优良的传统因素加以转化可以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的教育早期现代化实践与探索体现了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其当代价值。
(二)发展模式:以人为本与相通合一的现实路径
张謇以人的生存发展为视角和出发点推进教育现代化,这一思想来自中国学术传统。“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既属人事,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个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个别对治”[35]。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是不分学科,从政治、经济、教育到天文地理、管理等等,统统都纳入一个大的系统。中国学术精神以人事为对象,体现在“相通合一”。张謇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发展教育的出发点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强调整体性和会通性。张謇并没有把教育作为一个单独事业来考虑,而是沿用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从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发展出发兴办教育。教育作为子系统与地方社会系统内部的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不能也不曾相互分割,张謇是系统性、整体性地推动了南通的早期现代化。
会通性、整体性也体现在近代南通教育系统内部。张謇兴办新式教育,在南通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职业教育这样一个完整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除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张謇在南通还建立了图书馆、博物苑、新型剧场、体育场等现代社会教育机构,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大教育体系。张謇对民众的教育,并不只限于教育系统内,还包括教育系统外,近代南通许多机构、企业和团体都附设有教育部门或承担教育职责,这样一起形成了教育的社会合力。
教育发展的整体性和会通性,构成张謇有别于其他教育早期现代化先驱者的特征。诸多教育现代化的先驱者进行的教育变革试验多是以县域为空间单位展开的,张謇开展教育变革的南通当时为一县是一例,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育改革实验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县教育改革实验。晏阳初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国人患上了“愚”“穷”“弱”“私”的病症,因此,他针对性地通过“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将平民识字教育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走上乡村整体教育、系统改造的道路。梁漱溟是从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论出发,认为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由外部文化入侵造成的严重文化失调,因此,他是从中国儒家文化复兴和重建的思想角度开展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的教育实践更多在农村,他们多少夸大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良药,显然有失偏颇,这也是他们的乡村教育改造影响很大而成效有限的原因之一。张謇的南通区域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包括教育、实业、公益、城市建设等方面,他的现代化实践是整体推进的,教育现代化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教育是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教育,现代化的起点不同,实现的途径有多种,但是其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这一角度看来,张謇教育的现代性特征更明显。
蔡元培曾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他提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36],并指出大学研究高深学问,便是对“道”对真理的追求,便是“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在立于现象世界和有事于实体世界两者之间,他更关注后者。相比之下,张謇强调“学必期于用”[37],这表明他更致力于“用”,致力于“立于现象世界”,认为现象世界的幸福是领悟和进入实体世界的前提和基础。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其整体经营南通的实践有关。
张謇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是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模式。和晏阳初、梁漱溟、蔡元培等教育现代化先驱者相比,张謇没能专门对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考量,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但是比较起来,张謇的教育实践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配合更为协调,因而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成效更为明显。这对当今教育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具有丰富启示。
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实现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协调,涉及许多,如教育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超前还是滞后的问题,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需求问题,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战略问题,教育的区域发展问题等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的《学会生存》一书,在总结教育历史后,指出了当代教育的三个特征,就是“教育先行”“教育预见”和“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先行是指“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38],主要表现为教育投资以及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方面。张謇以人的生存发展为视角和出发点,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端相通合一的发展模式表明,在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教育是否先行,而且还在于先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和怎样先行教育上。张謇的成功实践揭示:教育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教育发展须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协调一致。教育从来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它是社会问题的表征和派生,仅仅就教育论教育发展是不充分的。张謇以人为本、相通合一的教育发展模式与现实路径对当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立场和视角出发,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经验都可观察、可扬弃、可超越。对各国经验要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和反思,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在改革与创新中发展,从而实现超越。学习借鉴或引进国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模式,重要的是民族变革意识和立场的采取,要实现民族性的教育变革,还在于民族教育自身变革意识的成熟。金耀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一直在退却中,现在应该使之重来,这一重来的过程就是新传统化过程。新传统化过程,主要在使已经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实际来,但这一工作,在性质上是创新,亦即它必须符合中国现代化所需求的,否则是复古,而不是创新,亦不能视之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39] 张謇从自身的经验、学识和所持的立场出发,立足中国看世界,审时度势、分析研判,为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而积极探索和实践,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当今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从略


文章分类： 学术研究-新时代张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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